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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正因为如此，洋顾问李德成了中央苏区老子天下第一的“太上皇”，军事上他一个人说了算，官僚主义的霸气十足，军内只有“集中”，根本无*可言。
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在英、美、德的支持下，调集一百万大军向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大“围剿”，其中用五十万兵力直攻江西苏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铁流涌进 四（5）
这次，吃了数堑的蒋介石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采取堡垒政策，分数路大军，一步步蚕食着中央苏区。
中央军每推进一二里，就修筑碉堡工事防守，修筑公路连接，以便于兵力、物资的运输。
一九三四年江西全省拥有的公路居全国之冠。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已进入鼎盛时期。苏区范围已发展到江西的南部和福建西部三十余县境，人口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独立师共十万人的中央红军。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汹汹来势，洋顾问李德精心策划了红军的作战方针：
——拒敌于国门之外；
——两个拳头打人；
——分兵把守，各个击破；
——以堡垒对堡垒；
——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
为了实施总的作战意图，李德将中央红军整编为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大拳头，调遣部队在苏区周边分兵防守，修筑碉堡工事与进攻的中央军硬顶。
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北大门黎川失陷。
李德命令彭德怀任总指挥的东方军转战数千里，从福建赶回江西，攻打黎川外围据点硝石和资溪桥，以收复黎川。
彭德怀指挥东方军在硝石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堡垒前沿激战两昼夜，徒添伤亡；
彭德怀指挥东方军又奉命转攻资溪桥，在林立的碉堡群中鏖战三昼夜，不仅一无所获，反招致红军损失惨重；
彭德怀的东方军三战于浒湾，历时三天，毙伤敌520人，俘敌7人，东方军却伤亡失踪1095人，阵亡309人。
彭德怀的东方军在李德的指挥下打得焦头烂额，处处碰壁；而*任总指挥的中央军近三万人却闲置了两个月无所事事。
十一月中旬，*的中央军一、九军团奉李德之令在崇仁附近突破敌堡垒封锁线，强攻驻守在云盖山、大雄山一带的薛岳、吴奇伟所率的近九万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的中央军除拥有飞机和大量的火炮外，还筑有大量的钢筋水泥碉堡。
*指挥激战数日，最后打得满腹的怒气。
这一仗红二师四团团长萧桃明、红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牺牲，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红二师师长陈光负伤，营连级指挥员伤亡甚众。
突围时，险象环生，敌军的一个营竟突然冲到了*的指挥部前。
*、聂荣臻立即拔出了手枪。
中央军指挥部的警卫排战士硬把一个营的敌人堵住了。
*才化险为夷，捡回一条命。
*再败是在三岬嶂、凤翔峰战役，歼敌数百人，而红一军团伤亡竟达1100余人。
一九三四年三月，*又奉令进攻南丰不克，继而转战泰宁改打新桥，仍屡屡遭败。
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率中央军在国民党中央军林立的碉堡群中左冲右突、苦战死战数月，除了损兵折将外，一无所得。
*深感窝囊耻辱。
四月三日，*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竟直书李德：“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歼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一个连或一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铁流涌进 四（6）
*先后六次直书军委，力陈阵地战之弊端，运动战之优势。
*的直言不讳，这在当时李德、博古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压政策下，是冒着动辄有撤职、逮捕，甚至杀头的危险。庆幸的是由于战事紧张，李德、博古并未追究于他。
然而，李德仍一意孤行，并没有采纳*的逆耳忠言。
流血仍在继续，悲剧也在继续。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国民党中央军集中十一个师近十二万人进攻中央苏区腹地瑞金的门户——广昌。
李德命令集中红一、三、五、九四个军团近五万人的红军主力进行广昌保卫战。
红军木架泥土构筑的碉堡与国民党军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相对峙，以卵击石。用毛泽东的话简言之，就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四月十四日，广昌战役还在进行时，*又致电李德：“这种对峙距敌愈近，愈能引起敌人的谨慎，而采取更短距离的堡垒推进，这就愈使我们失去无堡垒的较长距离的消灭敌人的机会，并反被敌人监视与钳制了，而失去秘密与迅速去消灭在其他方面采取跃进或急进的敌人的机会。这种对峙最疲劳兵力，消耗弹药和有生力量，有时却收不到什么好的结果！”
但李德、博古认为*是毛泽东的嫡系，所主张的那一套仍然是毛泽东所积极倡导的游击战、运动战，拒不采纳，仍然命令红军主力坚守阵地，与强敌对峙。
彭德怀眼睁睁地望着坚守在所谓“永久工事”内红十四师的一个营，在敌军密集如雨的炮火轰击下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竟全部活埋在堡垒里，无一生还。
从四月十日到二十八日，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受伤20000余人，而国民党军仅伤亡2600余人。
广昌战役刚结束，彭德怀当面痛斥李德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简直是“崽卖爷田不心痛！”“无耻下流！”
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广昌保卫战对红军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毫无战绩！
鉴于广昌保卫战失败的教训，五月四日，*再次致电李德，再次建议实行运动战，反对“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战法，主张我军主力“宁可多走一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
但李德对*的建议仍置之不理，仍命令红军主力继续采用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
方国安老将军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参加红军。二○○六年，九十五岁的老将军告诉笔者：五次反“围剿”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差不多打了一年，这一年基本上没有打什么胜仗。李德顾问到处分兵把守，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敌人也有经验，过去长驱直入，经常被我们消灭一路，消灭一边，五次“围剿”最多进二里路或一里路，就修碉堡、筑工事，还修公路连接起来，第二天再进，结果中央苏区就一天天缩小了。
原红一军团一师司号员、八十八岁的老红军张生荣，一九三○年时就参加了红军：江西反“围剿”时他是“左”倾，与敌人碉堡与碉堡相对。但敌人有炮，我们辛苦一夜修筑起的碉堡，第二天敌人一炮就摧毁了。我们没有炮，步枪子弹都很少，都靠缴敌人的，自己用土硝做的子弹打不远也打不准。
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完全循规蹈矩，偶尔也会露出一手毛泽东所倡导的“诱敌深入”战术。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指挥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设伏，歼敌东路军第三师八旅，九月三日又击溃敌第九师附第三师余部共八个团。红军仅以伤亡700人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2400余人，缴各种枪1800余支，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有的一次胜利。
然而，局部的胜利毕竟无法挽回大局的失败。
到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毛泽东呕心沥血数载开创出来的江西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李德还为大军转移精心制订了“甬道战术”。
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是这样评价李德的“甬道战术”的：一、三军团为左右先锋，八、九军团打接应，后面由五军团担任掩护，中央军委直属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搭的架子很大。
彭德怀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支大军的行进秩序。
这支大军主要由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组成，从江西出发时约86000人。
红一方面军下辖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拥有70000余人马，各种步枪35000余支，轻重机枪750余挺，中小口径炮15门。
中央纵队分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约4700余人，代号红星，主要由中央军委及直属机关组成；第二纵队约9800余人，代号红章，主要由中央政府及下属各部门人员组成，此外还有5000余人的挑夫队，挑夫队肩上压着几百万块光洋和数额巨大的苏区银行纸币、无数的纸印宣传品、兵工厂的车床、印刷厂的石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