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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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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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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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一担石沟(3)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只能是谁扛着,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何况与此同时是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要过共产主义关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跃进出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会,我不能沉沦,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来,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只巨大的手仍然在保护着我,相信个人与国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1)
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记录,也是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板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1958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的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曾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我敢骑马,不害怕,注意姿势,没有铲过屁股。我身躯灵活,认镫并不太死,随时可以跳下。我还有几次兴起,甩两鞭,跑几下颠几下,当然绝对注意不能累着马,不会让马四蹄出汗。
  有过一两次,马欺负新手,走着走着突然跑回马厩,我的头顶撞到了马厩的门框,撞出了血,但幸亏我的个子并不太高,什么事,我对与马共舞的兴致也没有受影响。
  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我相信,波兰圆舞曲中唱的“有个姑娘去到林中寻找红莓果”中的红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一担石沟与桑峪不同,没有那种大山,而是许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头。有好几个山头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过当年单干时的私人场院,站到高处下眺,相当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个近处的小山头。
  在一担石沟我还打过猪草和割过荆条,这两件活都需要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种狼狈中的新体验。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风景区,一担石沟由于入沟时有两块圆形巨石而得名,圆形石上甚至于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担子的痕迹,说是二郎神挑着这两块巨石追赶太阳,把石头放到了此处。这里山头林立,石头众多,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没。但还有一部分秃山。我们实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场苗圃挖出幼树,栽到预选挖好的鱼鳞坑中。我学会了一些树种名称,什么大久保(桃),什么阿尔巴特,什么油松,侧柏,马尾松等等,我们也偶而畅想一下未来:荒山变成花果山,平原变成米粮川之类。
  生活、爱情、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八班中,传出了一些绯闻。我浑然无觉。而另一些朋友,激动地说这说那,并揭露了绯闻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为了摘帽子而靠拢改造得“好”的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传闻我第一不信,第二听后深为痛苦,尤其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难?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让那些名女人来右两下试试。第三不明白,我怎么看不出来?王蒙这样的木头人怎么还能写小说?第四,作积极分子真好啊,当了右派也要当积极分子呀,会有桃花运找上来呀。
  事过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就不能从最最美好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呢?到处有日月星辰,到处有春夏秋冬,到处有生命的热度,到处有犹未了的青春,到处有男子与女子的相亲,虽然已经批倒批臭,虽然已经置之死地,虽然已经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拥抱和狂吻,有瞬间的不顾一切,有和山脉河流一样节拍的颤动……如果该死的王蒙多一点活性野性少一点目不邪视与中规中矩,也许他的《失态的季节》《布礼》什么的会写得有魅力得多吧。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我坚信,只要吃饱睡足,劳动越辛苦越对身体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粮食问题困扰着全中国,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一担石沟从此静静地歇息在那里,再没有大跃进中的盛况,留下了我们用拆自古建筑的高级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几间大房子,存放纸张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里种的树,除死掉的之外,几十年后也渐渐长起,松柏都超过一人高了。
  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离城市是更近了,环境是更单纯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乐庄以后休假能够方便一些;说好了两周就可休一次。于是1960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45斤一家伙降到32斤。
  

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2)
一位原团市委统战部长,因被认为统而不战,定性右派,他到了三乐庄后写决心书,内有一句:“为改善机关同志的副食供应而奋斗。”我劝告他删去了此语。
  32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藉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之能事,号召多休息,度过难关,直到表态:“你们夜间把尿桶干脆放入房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来三乐庄后人员少了,副班长原属于北京日报社,他们到别处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们尤其是班长,似乎有点失落。他本想再抓几场斗争,没有搞起来。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团市委的统战部长,在气势汹汹之时,此公“擅自”回京了,人们等待着他的“下场”,传来的却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团市委第一把手,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要没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从此班长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我们也有一种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的感觉。
  从桑峪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一次比一次离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数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务实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带有熬时间的应付性质。生产副食,就是生产副食罢了,不必再闹个鸡飞狗跳。这里是平原,地势开阔,视线辽远,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纱帐,到处是粮食作物,与一片梯田的观感乃至气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估计这里离市区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布次日休假,我乃骑上一辆破自行车返家。夜深人静,玉米叶子哗哗地响,路途全靠星光辩认,有的时候星光不见,全凭感觉。夜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永定门。我惊异于人的适应性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人的勇气与地位的反比。
  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反修,大家争先恐后地骂赫鲁晓夫,这么一骂,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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