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特征是内需（主要是消费比重）较低。然而，消费不足毕竟只是结果。首先，消费不足其实反映了投资过度或投资不当。我在《中国宏观经济为何失衡》一文中指出，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又决定了储蓄和消费。因此，消费不足的背后其实投射出中国投资体制上的问题。其次，收入分配体制是消费不足的另一根源。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国内的需求，结果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依赖国外市场消化，这又表现为高出口和高顺差。《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一文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了讨论。古典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意思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生产商品各要素的报酬之和，要素所有者在拿到这些收入后，刚好能够购买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而持久的国内需求不足时，也就是供给未能完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均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都在不断增加。从时间上看，收入不平衡的加剧是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当然更加平衡。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定程度上，收入不平衡比整体收入水平低更容易引起社会不满。近年来，“仇富”情绪有所上升。那么，我们是否只能通过加大劫富济贫的力度来改变收入不公的状况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读一（4）
首先，我们需要对收入差距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梦想比现实更重要？》一文分析比较了太平洋两岸的收入分配观念。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衡程度的常用指标。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国际的国际警戒线。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走向仇富。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持有的想法是： 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虽然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普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为通畅。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但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其次，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是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而不是加剧分化的诱因。《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公平： 一项经济调查的启示》引用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布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城市就业人员则呈现两头多中间小的哑铃形。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就业完全是市场化的，而城市居民有的在市场化部门就业，有的是在体制内就业，包括垄断性行业。这就是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的体制改革首先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学术界和政策界都认为，加快城市化步伐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动机。然而，在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提供了两个有趣的城镇化案例。德国在山东的南张楼倡导了巴伐利亚式的城镇化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农民不进城也能获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手段是通过大笔资金投入改善农民生活生产环境以及公共服务设施。而浙江温州龙岗在短短20年时间内，从6 000多人的几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值得强调的是，这可不是一个经济特区的故事。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是在人口自由流动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起来考量，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另外，在城镇化步骤上，有观点认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违背了宪法，应该尽快废止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管理制度。《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鉴于中国城乡差距之大，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一步到位地启动城市化进程，条件还不成熟。城市化应该循序渐进地完成，并且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较快、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地区要加快降低户籍门槛，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对于传统体制较多的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入户限制还有很大难度。一些大城市曾考虑过松动户籍制度，但迫于教育资源不足等压力，很快就叫停了。
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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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页。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