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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2）
（四） 《红楼》第4期：“左右开弓”的尴尬
1957年7月1日《红楼》第4期出版，距离第3期的出版时间5月4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历史的骤变：从5月19日的北大民主墙的开辟，到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不但外在形势急剧动荡，每一个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灵的激荡更是空前的。校园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经历了思想和人与人关系的分分合合。如《红楼》编委张炯、谢冕在其发表在第4期的《遥寄东海》里所说，“在这里，人们的心排着队走过”。但到编辑这一期，形势已经明朗，特别是6月16日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报告，对右派提出警告，标志北大“有组织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洪成得：《广大同学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收入《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以后，《红楼》自然也必须投入到反右运动中。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编者的话》——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帮助她改掉缺点！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保卫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着助党整风的招牌，高喊：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要组织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内的“百万大军”，“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红楼》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法保持它的平静！为了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痛击右派分子，这期特辟“整风运动特辑”。
我们拥护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主张“大鸣大放”！我们强调“齐放争鸣！”我们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深信，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红楼》将更繁荣，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这里，要投入反右运动，“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以“保卫党”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不仅是作为团委领导下的学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场，而且也是《红楼》的大部分编委的一个自觉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组织了“卫道者论坛”，因此，这里的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而且这也确实构成了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发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声：“‘共产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共产党’/我心里默念着这奇怪的名字，/却知道这名字对我的分量”，“党炼就了我一颗坚强的赤心，/教导我：它每次跳动都要响着人民的声音。/因为这颗心含过血的仇恨，/它对今天的生活更爱得深沉！”（任彦芳：《命运》）“我在我母亲的身边，也受过委屈，/但，我知道母亲对孩子的心意，/恨铁不成钢，是为了让我成长，/母亲打骂错了，怎能怀有敌意？∥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剜掉病疮，只能轻轻地，和风细雨，/让我们一起清除母亲的病菌，/对投向母亲的飞刀啊，我们可要警惕！”（任彦芳：《绝不允许！》）“今天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凭着浴血斗争的经历/选择了共产党代表自己，/有谁梦想篡夺领导/我们绝不允许！”（吴畏：《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光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你带领着我们绕过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着你才有幸福！跟着你才有共产主义！！向左！向左！！向左！！！让马列主义的大旗在风浪中漫卷！让社会主义的号角在战斗中响彻云霄！正直的共和国公民们，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进行曲》）
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上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编辑对这期选登的《贴在墙上的诗》的处理，处处都显示了一种历史感。比如大部分诗都保留了写作或贴出的时间，这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3）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鲁迅全集》卷6，页446。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而且看来《红楼》第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载《红楼》第5、6期。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
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该文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4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张建：《什么倾向——评〈遥寄东海〉》，《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4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遗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在这份检讨中，还特意说明了一个情况：此期刊物是6月初编辑的，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尽管已经发表，但反右运动并未全面展开，北大的反右运动如前所说，是6月16日党委书记作了全校动员报告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一切都还不够明朗。但因印刷制版等原因，这期刊物到7月1日才出版，形势已经大变了。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