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走，对父亲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
解放之后，我们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父亲是一个无心政治的人，对于政治他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政治，我不懂。”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觉得政治没有什么不好懂的，不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嘛，当时我们无法了解他，还觉得他落后，跟不上时代。
在解放前夕，曾经有人把飞机票送到父亲手上，请他带着我们全家到台湾去。父亲跟朱光潜商量，认为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为了下一代能够在新的环境下生活，应该留下来。商量之后，他们都决定留下来不走。但是不走，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就在当时，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文章《斥反动文艺》，把父亲划到“自觉的反动派”里面，说他是“桃红色的”。这篇文章在解放前夕被北大的学生刷成大字报贴在红楼的五四广场上。我们当时喜欢看热闹，经常到那里去，觉得那里的文章写得很痛快。忽然在文章中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回到家就傻乎乎地跟父亲说了：“广场上还说到你呢，《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的文章，刷成大字报贴在那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知道自己过去虽然并没有靠向国民党，但是在新的情况下他很可能还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他是个要求独立的人。在写作上，他要求有绝对的自由，那时的他已经在考虑在新的环境下是否还能有继续写作的可能性。
后来，他的思想一下子就紊乱了，不止一次地想自杀。他先后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触电，后来又割脉，受了很大的伤。于是父亲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自然无法再在北大上课。当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当初在北大创办博物馆系的韩寿楦，对于父亲有较深的了解，就把他请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在这之前，父亲曾经被派到革命大学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所以父亲正式的单位是历史博物馆，后来在故宫则是属于顾问性质的，包括他在后来搞丝绸、搞服饰，跟故宫都没有什么关联。跟父亲一起到历史博物馆的，还有十多个大学教授，他们后来都陆陆续续地走了。父亲到了历史博物馆之后，觉得自己不是专业出身，需要学很多东西，所以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读相关的书，花更多的精力去看实物。后来又到展览厅给观众做讲解，写说明卡片。历史博物馆当时在午门上面，门外有两个廊，过去是大臣们等待皇帝上朝的地方，父亲当时就在那里办公。实际上，他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每天都爬到午门的城楼上面
有人觉得一个大学教授跑去展览室做讲解员太委屈了，为他感到难受。但是他自己觉得倒没有什么，也不觉得委屈。
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被派去检查登记琉璃厂古玩店库房里的大量文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接触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说当时看到了“几十万件东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多年的工作积累，就成了他以后能够做服饰研究的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3）
父亲做服饰研究的方法，是从材料、花纹的发展，以及各种级别的人所用装饰的不同，考辨流源，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有些专业的用语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认出，但是父亲却做得津津有味。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父亲一再说只是“资料”、“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服饰史”。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父亲一一过目陶瓷、漆器、丝绸等方面的教材，然后在打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修改意见。另外，景德镇在建立陶瓷博物馆的时候，父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解放后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对于这些政治口号，父亲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是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这么轻易送人了？后来随着岁月的变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之后，老弱病残都要到第三线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母亲在干校联队里，每天下地干活。父亲则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在距离母亲二十里外的村子里面，一个人过日子。
当时我在单位请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宁，把家中的家具等东西也一并捆起来带着。跟父亲一起去的，有一个修复铜器的专家，还有一个拓印方面的专家。把他送到之后，我把东西交给母亲，就匆匆赶回了北京，都不知道他最后被安排住在哪里。后来我几次去看他，发现他这回住在这儿，下回又住到那儿了。
我第一次去探亲的时候，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我到了那里以后，看到父亲有一张小床，床上有一床帐子，帐子上面是一块塑料布。就是这塑料布，还是别人帮他搭起来的，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床的旁边是一摞箱子，底下用砖垫着，上面也是一块塑料布。地上是一块块的砖，进屋的时候就踩着这些砖走进去。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赶到了母亲那里。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又搬家了。他自己也搬不了，就由别人帮忙把那些东西搬到一个农民的院子里面。那个农民的院子一层是天井、大门洞、猪圈、灶房，二层楼才是住人的地方。父亲当时就住在一层的一间房子里面，房子有门，但是关不上；有窗子，但是是用两块砖头做成十字撑成的。后来他又跟母亲一起被转到丹江。
到了丹江之后，父亲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修改《服饰资料》。那时候，父亲住的是历史博物馆的宿舍，本来是三间，其中有两间是连着的。后来其中的两间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那两间屋子里面的东西也被扔了出来，塞到没有连着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厨房，朋友帮他在房檐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只能放下炉子，以保证不至于淋水，人却只能站在外面做饭。过了将近一年，母亲才调回来。母亲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另外一条胡同给了她两间房子，父亲则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一间房子里面。早晨他自己胡乱吃一点，中午到母亲那边，母亲给他认真做一顿饭。吃完之后，他再带着晚上和明天的（饭），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修改《服饰资料》。他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一公里多一点的路程。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4）
在修改《服饰资料》的过程中，父亲发现自己最初搜集的资料和草稿都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没有了这些，父亲的工作很难进行。后来有些领导提出修改工作很必要，资料才陆陆续续地还到父亲手上。这时候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插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父亲的忘年交王xu协助他完成的，后来他自己花钱又请了一个助手王亚蓉来协助他画插图。
1972年以后，父亲被调到科学院工作，专门建立了一个服饰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以父亲、王（两个予字）xu 、王亚蓉为主。在这个研究室里，父亲完成了《服饰资料》的最后工作。按照父亲的思路，他们还有另外一共十二个专题，但是都没能做下去。
如果让父亲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要在“思”和“信”之间做出选择的时代。过去我们工作，是“思”，现在则要求我们“信”。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老在晚年撰写《随想录》，其实也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父亲觉得，要他从“思”的工作状态转到“信”的状态，实在是太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当时父亲的境况是，如果让他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如果可以让他写下去，那就得同意他按照自己自由思索的结果来写。
身处文坛之外的父亲，还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还很喜欢跟我们讨论。解放之后我们只是阅读苏联的小说，但是他却鼓励我们各个方面都要涉猎一些。父亲跟他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些交往，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少了。对于跟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巴金，父亲有时也批评他“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他跟巴金之间的情谊却一直保持着，彼此之间也非常关心。巴金每次来北京，基本上都来社科院父亲的宿舍看望他。有一次巴老到了社科院的时候，恰巧电梯停了，巴老还是坚持爬电梯上来跟他见面。而父亲每次到上海，也总要到巴老家中，包括我们兄弟几个去上海，他总是叮嘱我们“要到巴老伯家看看”。至于他们谈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应该是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芙蓉镇》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说这部小说“还有点味儿”。母亲当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每当有新人出来的时候就会告知父亲，父亲还是很关心文坛的情况。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写了，他总是觉得没有了生活，“隔”了。
这期间父亲也曾经企图重新拾笔。我的四堂舅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合肥被国民党枪毙，舅妈带着几个孩子过着非常凄苦的日子。父亲对于四堂舅的事情很感兴趣，专门到了宣化去采访我四舅妈和我表姐，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有一年，父亲请了创作假，跟很多作家到江西度假，想把四堂舅的事情写出来。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很痛苦：他写不下去，条件和环境跟他过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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