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报人，我觉得他有那个时代报人的风骨。在父亲创办“平教会”初期，他和他的同仁们还创办过一份报纸，叫《农民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国民间都要集会纪念这一国耻。1928年的5月9日，《农民报》发表了勿忘国耻的纪念文字。北京奉军宪兵司令部竟然认为有损国家威严，派兵封查《农民报》，还包围了“平教总会”，指名要逮捕总干事晏阳初。
当时父亲正好有事去了天津，父亲的同事陈筑山面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无惧色，并自请前往宪兵部。可是宪兵部不但带走了陈筑山，还把“总会”的全部职员一起带走。第二天，父亲从天津赶回北京，早有人在车等候父亲并告诫不要回家或者“平教总会”，因为那里都有军队看守了。父亲当即就决然前往宪兵司令部，质问拘捕“平教总会”同仁的理由。气焰嚣张的宪兵在父亲浩然正气的质问下竟然推诿起来，说是奉命办事。父亲当即要求“本人愿入监，请释放我的同仁”。宪兵虽然拿父亲没有办法，但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父亲通过张学良将军才把他的同仁们救出。说起这一段事情，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回复之后，前往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现陈筑山正在专心致志地教两名宪兵读千字文，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当陈筑山他们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的宪兵竟然依依不舍起来，希望陈能教会他们读书。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今天的人们经常说博士下乡这个词，其实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在78年前已经在当时的定县亲身实践了。
刚才我跟你讲过，我们家在1929年搬到了定县。父亲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当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除了我父亲，还有担任过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陈筑山、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的郑锦，留美的谢扶雅、瞿菊农、冯锐、熊佛西、李景汉、汤茂如、霍六丁，留日的陈筑山、张天放，留德的黎季纯和留法的孙伏园等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3）
父亲说，为什么我们要深入民间？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当校长做官？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学经济的、学教育的、学政治的、学农业的、学卫生的……不愿留在大城市，要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一条生路，这种做法是革命的空前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父亲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平民学习。他们受了千辛万苦，他自己有一种不朽的经验，他们受过的苦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民间流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触景而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气派多大！这些话很能代表一般乡民的精神状态。”
当时父亲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在定县包括运用注音字母识字遣词；阅读联系实际指导行动的课本、文艺创作和民间读物；学习科学技术常识开展实验。还创办农民报、组织农民投稿、编辑、发行，稿件涉及文艺、生计、卫生、社会公益活动、抗日活动诸方面，不会写的字可用注音字母代替。当时平教会创办了县广播电台，组织农民编排节目，播放国内外新闻、教唱歌曲、播送农产品日用品行情及教育动态。公民教育主要是进行团结、自治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平民学校毕业生在各村的同学会为核心，开展各项社会教育公益活动。实际上，农民报、广播电台、农民剧团、卫生保健网、农业合作社都起着教育和组织作用。
我对平教会的印象，对农民工作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跟我讲他们在农村的故事。他说：平民学校毕业生是以后乡村建设的骨干，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毕业同学会。他们有时候去抓赌，赌钱都是地主在那里赌，他们抓赌地主把他们赶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在地主的门上洒粪，洒的是驴粪。我父亲说：〃抓赌好是好，但是，当是用法律的办法去解决，不要自己去这样做。〃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越来越逼近定县了， 那一带已经开始武装了。我看到平民毕业同学会有自发的武装。我们有一个巴中县的亲戚，，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学的是警察，他到定县给平民学校学生做军事训练。他们是有带武装的，带盒子炮。
从我父亲的工作，我对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干些公益的事就有印象了。后来我到了南开中学，那时候有个同学对我说共产党的事，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打日本，我就信了，我说农民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比较笃信共产党了。
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
晏阳初：他提出了第五种自由（4）
二次大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残灭人性的法西斯主义，提出“四大自由”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父亲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那就是于这四种自由之外，人们还应该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他把这个论题跟美国的朋友研讨，获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应。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1943年7月，父亲入住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做了全身检查，没有任何疾病，医生说如果他的身体再增加几磅，就会有更加充足的精力来提高工作效率。父亲愉快地走出医院，当即和美国作家联系进行合作撰述工作。父亲口述“平教总会”在战前战时的工作和心得。两人经过讨论后，决定新书的名字就叫《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平民教育手册》。并先由把纲要写成文章，刊载在当年11月的美国《读者文摘》。文章简要叙述中国“平教”工作以及父亲荣膺“现代革命者”的事迹，结论引述他的话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平而言。”“平民教育将造就每一个人成为完全的人，那时他就是任和其他人的兄弟！”“我谦恭地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世界民主、世界和平的教育。这样，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种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何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当时《读者文摘》有九种文字版，每期销售一千万份。父亲的警语就藉它的广泛发行传布世人。60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在想想父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我认识到父亲的价值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一件事影响了我，使我对于共产党的事业非常相信。
1947年，四川闲马场的“平教总会”被解散了，平民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做法，父亲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父亲的“平民教育”在国内无法进行下去了，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父亲当时问还在美国读书的我，解散平民教育会可惜不可惜，我回答说不可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看得出他对我是比较失望的。
1950年我选择回国，父亲没有阻拦。回国后，我对国内的形势感到雀跃鼓舞，当时我说，如果让我在父亲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当时我给父亲写信宣扬我们国内的建设是如何红火。他都不置一词。
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父亲最喜欢的是我的小弟弟晏福民。弟弟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男孩，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