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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的工作和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诋毁。红卫兵破坏了他的坟墓，他曾经的学生也被迫辱骂这位他们曾经的校长。幸运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听到这个喜讯，在他被埋葬的山丹地区，人们满心欢喜，开始大力赞扬他的光辉事迹。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 霍格的生命并不在他安葬的偏远山村停止，而是永远延续在他拯救和保护过的孩子的心里。
聂广涵，我们团聚会上最棒的男高音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
这名赢得如此多热爱和尊敬的、在40年代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教书的英国男子到底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在毛泽东时代的起起伏伏中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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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1）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坐落在伦敦西端中心地带的汉诺威广场，这家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乔治的中间名为艾尔文，家里的人有时候会这么叫他。
乔治的家中共有6个孩子，由大到小分别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尔，这3个孩子年龄相仿。接下来是斯蒂芬、罗斯玛丽和乔治，家里人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树桩、树皮和鳕鱼”，他们3个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几岁。无论怎么样，这6个孩子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家里，他们有保姆；几个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男孩儿们去了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全家人会在德文郡的萨尔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则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又有些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三个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国国教1和帝国。可是霍格一家并不是忠实的国教教徒，整个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亲凯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尔·莱斯特的影响，穆里尔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帝国形式。她还因此在伦敦的霍洛维监狱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也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关押在特立尼达岛的监狱里。她是甘地的朋友，并组建了金斯利·霍尔传教团，这个组织现在作为一个社区中心仍存在于英国东部的中心地区。
穆里尔·莱斯特和她姐姐凯瑟琳的关系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小外甥。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平主义是左派的主要口号，而这一思想也在乔治的家里被宣扬和灌输。在乔治家里，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开心地说笑，但是母亲凯瑟琳也不会忘了引导全家人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每当穆里尔阿姨来访，就更是全家人讨论严肃问题的大好时机。
对于穆里尔和凯瑟琳来说，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看到的伦敦东部一些百姓的贫苦生活影响了她们的政治态度。这对姐妹，和另外一个姐姐多丽丝生于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东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顿。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造船业，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会的教徒。举家迁往洛夫顿是因为当地浓郁的新教氛围，还有一座建于1813年的浸信会教堂。在这样的氛围下，3个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礼。
铁路的建成通车为洛夫顿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移民，这里很快就因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称作“长虱子的洛夫顿”，当地居民认为这都是那些穷移民蜂拥而至的后果。
穆里尔年少时，偶尔会在乘火车从伦敦回家的路上穿过贫民窟。从她乘坐的头等舱的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孩子，在只能被称作是家畜住着的小屋前玩耍（车里的其他乘客则对此毫无同情之心）。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并由此决定投身于英国东部的社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这本书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而言，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文献。穆里尔后来回忆道：“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触和平主义，就无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联谊会（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成立了，这为穆里尔的和平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谓机缘巧合。那年7月份，英国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国路德教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尔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等候晚点的火车时相遇，二人一段谈话过后，发现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他们临别时许下“基督教徒永远不要战争”的诺言。等到战争结束时，调解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莱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组织宣扬的团体精神和和平主义道义就深深植根于幼小的乔治心中。
通往中国之路（2）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红色尖顶屋’，乔治就出生在那里。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争岁月，随着乔治一天天地长大，哈彭登的变化却不大，仍然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从伦敦乘火车只需要35分钟就可以到达。乔治的父亲，和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每天乘坐头班火车去伦敦工作，母亲凯瑟琳则在家照看孩子们。哈彭登作为一个只有上万人口的小镇，在乔治小时候还只被看作一个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绿地所替代。如果不是当地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哈彭登几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拥有同样基督教信仰的邻居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朋友圈。亨特、纳尔逊和普鲁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邻，这三个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乔治小时候的伙伴。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大卫·普鲁克特、罗伯特·纳尔逊和罗杰·亨特都是这个年纪里面十分淘气的孩子。整个孩子团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罗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玛芙”的威妮弗蕾德，则成为乔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小乔治有时候会因为其父母的政治观点而被某些同伴所耻笑，这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经常让他很尴尬。据他回忆，当同伴找他玩耍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家里订的报纸，当时被认为是左翼的《先驱导报》藏起来。
凯瑟琳·霍格对待家庭可谓一丝不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严格的有点儿过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经回忆说，凯瑟琳是个有点难相处、行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贯坚持严肃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而一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还必须阅读《圣经》，或者其他著名传教士的书籍。除此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用棕色的纸包好，并妥善保管。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星期天还意味着做家务和练习弹奏钢琴。凯瑟琳的孩子以及孙子孙女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凯瑟琳坐在台阶上，一边梳着头，一边听孩子们练琴，并不时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凯瑟琳却并没有过多地显露她的母爱。在家里，她很少亲吻孩子，也不经常拥抱他们。乔治的侄孙女希拉里·贾维斯曾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人过多地表露他们对家人的感情。礼节更重要，因此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冷酷。” 乔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亲的，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宠爱。这点从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出来。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鹅绒小西服，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间。乔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对付母亲那些严格的规定。乔治似乎天生就带有几分幽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如果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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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中国之路（3）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