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在正中，破了面相，所以晦气缠身，久不得志，只有将它除去，方能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我一笑了之。心想，我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从未有过出人头地的非份之想。我都快奔五十的人，又不想搞婚外恋，破相就让它破吧。脸上有赘疣的大有人在，我所祟拜的作家王蒙不也有颗绿豆大的肉痣，只不过他生的鼻左侧，我生在鼻正中而已。
“你没发现吗，你这东西越长越大，越变越黑，千万要注意啊，别让小事引出大祸！最好到我们医院去看看。”
王君的话在我的心头敲击了一下，送走他后，我对着镜子仔细看，发现那小东西似乎真的变大了，变黑了。王君在肿瘤医院工作，让我上他那儿，难道这绿豆大的一颗痣也算是肿瘤！
二
我睡眠不好，心里有事更容易失眠，妻一觉醒来，见我仍坐在床上吸烟，问我今天怎么啦，我支支吾吾把王君要我上医院的事说了。妻说：“他是危言耸听，让你上他们医院，好以示关心，讨好你，你不要往心里去。”妻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仔细盯着我鼻子看了半分钟，又说：“你也早该把它除掉，鼻子上好像又长了个小鼻子，看上去总觉得不舒服，过几天我陪你上医院。”
王君的访谈节目如期播出，他打电话来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我给他刻一张CD光盘留作纪念，我笑着答应：“名人来做节目，忙碌了半天，不发稿酬，送张光盘还不应该嘛！”王君最后说：“什么时候到我们医院来呀，千万不要延误啊！”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
肿瘤医院位于城东，刚翻修的大楼虽然壮观，给人的感觉却是阴森森的，里面的病人大都与绝症有关。我在妻陪同下来找王君，他正在里面给病人放疗。稍候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圆帽带着白口罩出来了，和助手交待几句后，领着我们去找胡医师。一路上王君都在夸胡医师医德如何高尚，医术如何高明，他与胡医师关系如何铁，算是找对了人。
在门诊部诊疗室，胡医师面前有好几位病人，王君耳语说明来意，胡医师抬眼扫了一下我的鼻子，不假思索地在单子上写字，一边写一边说：“先去做个心电图，拍个胸片，化验一下血液，我再安排住院手术。”说完，递给我几张单子。妻忙说：“他不久前做了体检，结果我都带来了。”胡医师不容置疑地说：“我们要重新检查，这是对患者负责。”说完转过脸又忙着继续给下一个看病。
我手握几张单子，按图索骥，上窜下跳，先去五楼做心电图再下二楼拍片又上四楼验血，全部做完后被安排进住院部肿瘤科六号病房。
三
一进病房心底便投下一片阴影。
病房里有六张床，五个病友都是肿瘤患者。其中一个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身上插满了管子，正在吊氧气，一个半大的孩子守在床边。紧靠门的那张床上坐着四位乡下人，一个个阴沉着脸，他们的亲人一早就进了手术室，现在还未出来，正焦急地等着。对面病床上的中年人头发己经落光，头皮上有紫色的药水划出的线条，那是做放疗留下的印迹。靠里两张病床上的人在被子里躺着，看不见他们的脸，说不定正处于半昏迷状态。
楼上楼下地折腾了一上午，两条腿像灌铅一样累。躺在病床上目睹眼前这一幕，更觉得累，那是一种更可怕的累，心累。
妻见我愣着不说话，拍我一下，问我中午想吃点什么？我回过神来，说胸口堵得慌，实在吃不下，你上街吃碗牛肉面吧，再到家里把要用的东西拿来，别忘了带随身听，在这种环境里，闭上眼听音乐，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我送妻下楼后返回病房，过道上遇见一位老邻居。她五短三粗一身肥肉，头特别大，加上一头蓬松杂乱的卷发，远看像大头娃娃，邻居们背后都叫她“猪头”。
“哟！你怎么在这里？”她像是发现新大陆。
“我在这里住院。”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完后感觉不妥，无奈覆水难收。
她抬眼看一下楼道门上“肿瘤科”三个大字，说：“想不到你也得了这种病，人是三节草，不知那节好啊！我去看一个病人，你多保重。”
望着“猪头”一摇一摆的背影，咀嚼她刚才的话，我顿时像吃进一只苍蝇，实在难受。
四
病房原本应该是最整洁最安静的场所，此时六位病友及其陪伴人员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里，像是战争时期的难民所，抑或和平时期的地震棚，到处充斥着杂乱、污秽、噪音。坐在床上等候手术者归来的四个人挤在一起，有的疲惫地斜躺着，肆无忌禅地悬起脱了鞋的脚，一股浓郁的臭袜子味令人窒息。那个半大的孩子靠在病床上打盹，嘴角不时流出口水。一个中年妇女刚送饭来，正在为半躺着的男人喂饭，一声咳嗽，饭菜喷出一片狼藉。光头的中年人像多动症的孩子，在病房里不停地转圈……病房的门敞开着，进进出出像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位穿着时尚的女人自称是抗病明星，给每一位病友发放宣传材料，逐个告诫病友参加她们的协会，团结起来战胜病魔，我怀疑她是某医药公司的医托。明星走后，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笑吟吟地逐个和每一位病友聊天，不厌其烦地介绍一种最新药品的神奇疗效。
下午五点胡医师才来病房察看，并通知我明天早上九点进手术室，由他亲自主刀。我不解地问：“上午做的血检化验单还没拿到，胸透X光片也没拿到，要不要等拿到后再做手术？”
“不需要！用不着看那些。”
我怒吼道：“你他妈混蛋！既然不需要看结果，你让我忙碌一上午做那么多检查干什么！让我白白花冤枉钱干什么！这就是你的高尚医德！这就是你的高明医术！”
我的怒吼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在心里。表面上我还是在点头，服从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明天还是他主刀，得罪了他，他故意在我鼻子上开一个大口子，留一个大疤痕，我以后怎么见人。再说，进院之前要求做各项检查，似乎成了医院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医生们生财的便捷之道，并非胡医师首创。
妻在旁边怯怯地问：“你看他这点东西是良性的还是？”
“现在还很难说，等手术完后切片化验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胡医师居然调侃似的用了一句广告语。
五
手术室在六楼，护士小姐领着我进入大门。整个楼层设有大大小小十多个手术间，格局像是高档餐厅的包厢，又像是KTV包房，然而包厢、包房是人们食与性的天堂，而这里却是灵与肉的炼狱。我被安排在最小的一间，护士小姐示意我脱去外衣，平躺在手术台上。她优雅地转身离去，晾我独自等待胡医师到来。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手术室安静得令人心悸，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氛围。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有节奏的心跳声，这声音似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促。身体躺着不动，思维却异常地活跃。我想起胡医师那句调侃式雷人的广告语，如果切片化验真的不良，那该是多么可怕。六年前母亲也是在这里的手术台上躺过，术后两年便痛苦地离去。此刻我躺在同样的手术台上，突然间意识到我在等待着宣判，并有可能判为极刑缓期X年执行。
我不知道等候了多久，终于胡医师走了进来，告诉我不要紧张。局部麻醉后，他用小刀在我鼻子上轻轻切开一小口，清洗一下缝上几针贴上纱布，手术大功告成，前后不到十分钟。我猜想这是胡医院职业生涯中最轻松的一例手术。
妻在外等候，见我从手术室出来，问：“没事吧？”我回答：“没事。”又问：“痛吧？”我回答：“不痛。”妻不解地说：“那你干吗脸色阴沉沉的，怪吓人！”我无言以对。
六
第二天下午，我躺在病床上沉默，妻坐在病床旁沉默。正当百无聊赖时，文艺部一正两副三位主任走了进来，我们急忙让坐，病房里哪有座位，主任们只能站着问长问短以示关怀。企客难留，主任们很快告辞，临走时塞给我一个信封，并留下一句话，待会儿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会来探望。
信封里装有一叠百元大钞，一数，竟有二十张。这就奇了怪，我一个普通编辑，无病无灾的，只是莫名其妙地住了两天院，领导居然如此慷慨地送来大红包。这年头，下级给上级送红包，草民给官员送红包，无权者给当权者送红包，算是天经地义，蔚然成风，今儿怎么会反过来呢？
有更高级别的领导前来，那会是谁？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文艺部一位音乐编辑住院检查，诊断为绝症，部里的领导都去探望并送上红包。台长大人也在百忙中亲临病房探视，这是最高规格的礼遇，只有绝症患者才能享受到。
昨天手术后的切片化验结果难道出来了？结果出来后难道还有什么需要瞒着我？二十张大钞的红包难道是最后的晚餐？更高级别的领导难道会是台长大人？这一连串的问号像一道道闪电，在我的心头掠过，我骇出一身冷汗。
台长大人，您千万别来啊！
七
工会主席笑吟吟地走进病房，悬念才被解开。他带着水果蜂蜜等物品代表组织前来慰问。凡是职工住院他都要携带二百元左右的营养品去探视，以体现党和政府的温暖，这是他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他搬走了压在我心头的石头，原来是自己多虑了。心情放松后仔细想一想，那二千元的红包也应该是解释得通的。台里今年要求文艺部创收二十五万，现在有望超额完成，我的一位诗友下海经商成了民营企业家，在我的《名人星期天》栏目投了十二万的广告费。我算是创收大户，部里乘我住院之机发个红包作为奖励也是合乎情理的。
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