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干涉，所以，我担心这次向外借路款，可能与防犯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
黄仲良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没有想到这铁路还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挂上钩了。”
詹天佑沉思着说：“三年前，宣统皇帝登基，摄政王为了安抚年幼的皇上，举行登基礼时，连说几个‘快完了’，许多朝臣都担心一语成谶。广州刚刚发生过革命党人起义，如果这铁路国有一旦引起老百姓的不满，那可真是怕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啊。”
黄仲良非常气愤地对詹天佑说：“朝中那些大人老爷们这样做，不但是不顾粤路股东的利益，同时，将这么重要的铁路干线让给外国，将来无论是修筑铁路过程还是铁路修好后，都将受制于外国。”
詹天佑作为当时邮传部的参议，却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也深感意外。当然，他也知道，有些地方士绅出于各种不同利益目的，将地方商办铁路干线的一些矛盾反映到的朝廷，这正好给朝廷收回路权以籍口。他记得当初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鼓励民间资本开办铁路时，全国上下一片好评，粤汉、川汉两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建的，可是两路都已分别开工，都在向前推进，政府却来一个收归国有的政策，这样朝令夕改，让老百姓如何适从。更为可怕的是将路权出让给外国，这不是摆明了给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或者朝廷可以把这作为稳定政权的一种手段，但这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啊。看到黄仲良那么生气，他心中当然也不好受，然而，以他的身份和角色，他知道自己不能随便表态。于是对黄仲良说：“或者朝廷有它的考虑吧，这样做的不妥处任何人都能想到，它的唯一后果就是西方国家认为朝廷是可以作为他们在中国谋利的支撑的。一旦发生革命党的暴力活动，外国干涉就师出有名了。”
黄仲良说：“你提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你想，现在到处都在闹革命党，记得那年五大臣在北京遇炸的事吗？联想到最近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朝廷可能也意识到可能会有更大的暴动，为了讨好西方人，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
詹天佑说：“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黄仲良说：“这里你是总理，又是总工程师，当然是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詹天佑说：“根据邮传部的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各类股权、财务状况、工程进度等造表上交，准备将路权由商办转为国有。”
黄仲良说：“什么国有？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还不是英法德美等国所有。”
詹天佑说：“粤路公司是商办机构，能否移交还要经股东大会决定，我们无权做这么大的决定，但我们作为朝廷命官，相关的工作还是要做，关于股权、财务、人员、材料的报表我们都要按要求做，先做好准备，到时是否移交由股东大会决定，同时还要看看川路公司的做法。”
詹天佑让王必书准备各类资料。
接连几日，他接待了来自各方面的陈情，都表示反对政府收回铁路股权，同时，从四川、湖南、湖北也传来老百姓反对铁路国有的消息。詹天佑在总理办公室来回踱步，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一边是他的股东，一边是他的朝廷，他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此时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矛盾、都复杂，虽是农历的四月，他总是想事想得满头大汗。
1911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十），广东商办粤路公司举行股东大会，商讨应对朝廷铁路收归国有的措施，代表股东出席的董事们一个个情绪激昂，都表示反对朝廷收回路权，坚持粤汉铁路广东境内的路段必须商办。
股东大会授权詹天佑以粤路公司名义给朝廷发电报，要求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黄仲良知道詹天佑的为难之处，他说：“詹姆斯，你在朝中是有名的人，股东大会的决议明显与朝廷的命令相违背，以你的名义发电报太抢眼了，要不还是由我来代拟吧。”
詹天佑看了一眼黄仲良说：“仲良，你我当年蒙曾国藩大人与李鸿章大人联名上奏得以出国留学，曾大人连我们的面都没有见过，一片血忱，希望我们学成回国报效朝廷，现在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铁路修建又正缝这个节骨眼上，我虽是朝廷命官，但我身为粤路公司的总理，对全体股东负责，粤路股份是家乡人民的血汗钱，我要对粤省家乡父老负责，就算是得罪朝中的大人老爷，但这是股东的意见，是民意，我以总理的名义发这个电报是把民意上达，让朝中的大人老爷们知道老百姓的想法，这不会有什么错，如果他们因为我发了这样的电报而怀疑我对朝廷、对国家的忠诚，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我因计较个人影响让你来代做这件事，那我詹天佑算什么人。”
黄仲良说：“詹姆斯，你不要误会我，我是怕你树大招风嘛。”
詹天佑说：“树大了，想不招风都难啊。”
于是他以粤路公司总理的名义给邮传部发了一封电报：
关于广东铁道国有问题，在十日开会议决，股东一致反对，决心维持商办，乞撤消国有令，以昭大信。
电报发出去后，詹天佑如释负重，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
黄仲良对詹天佑说：“詹姆斯，铁路国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光是我们粤省反对可能力道不够，是否还需与其它各省联合，希望他们也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愿？”
詹天佑说：“我正有如此考虑，如果能使各省民意一致的话，朝廷应会慎重行事的。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向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发一个电报，就说铁路国有，失信天下，我们粤路公司股东会议决心维持商办，请朝廷收回国有令，请各省商路公司也向邮传部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援我们粤路公司的陈情。”
黄仲良按照詹天佑的意见，请王秘书将电报发往各省。
令詹天佑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四川的民众反对路权收归国有的运动更加激烈，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反对向外国借款收回路权，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举行了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
接着6月16日，四川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股东会，连夜发出通知。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一个叫罗纶的人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完，大声豪哭，全场数千与会人员顿时号啕大哭，哭成一片，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深受感染，忍不住跟着哭起。哭声持续了数十分钟。这时，只听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台下同呼“赞成！”
就这样，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
王人文深受感染，立即将四川人民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况向朝廷写了奏章，并指名弹骇盛宣怀，表示愿意与盛宣怀受同样处分。清廷将王人*职。四川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湖北、广东的百姓也通过各种形势展开维护路权的活动。
詹天佑看到这种情形，深感忧虑。在给身在宜昌川汉铁路工地的颜德庆的信中他写到：“广州现在处于一种激愤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我想恐将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悔恨。”这种悔恨显然是指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当然从更宽泛的层面看，也有可能是指整个清政府的政策。
很有意思的是，王人文因为向朝廷上奏反映四川人民护路心声的而被免职，詹天佑给邮传部发了电报，邮传部却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当然，盛宣怀以往与詹天佑有过交往，比如义和团运动那年，詹天佑被调往江西萍乡修铁路就是盛宣怀指派的，加上詹天佑是中外知名的铁路专家，清政府不得不投鼠忌器，对詹天佑一旦惩罚的话，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其实，詹天佑只是发电报反映广东股东的态度，并没有如王人文那样指责盛宣怀，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各种消息越来越多，特别是四川的的护路运动很快发展成全省性的群众运动，清政府将王人文免职后，又任命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前往*川民的反抗，同时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调军入川，命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从湖北率军入川，一时间，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四川。
詹天佑预感到局势可能越来越严峻了，他没有办法，与黄仲良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使粤汉路顺利推进，在他的心中，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修筑铁路永远都是他的事业，他一边督促铁路修筑，一边督促黄沙车站的修建，对于他来说，铁路工程并没有因为群众自发起来的保路运动而受大的影响。
乱世本色
铁路的兴修本来被认为是清末实行新政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甲午中日之战后，兴修铁路一度被认为是慈禧和光绪推行新政最鲜明的标志，詹天佑作为铁路工程师，曾为朝廷积极推行铁路新政而欢欣鼓舞，铁路修到哪儿，哪儿的民风就开放，哪里的民众就觉醒，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铁路在最后却成了清王朝的吊颈索。
1911年春夏；清政府推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四川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保路运动一时成为四川全省的民众运动。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