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为农###动委员会的委员和广州农###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向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在他的这部著作里，已经谈到“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认为政权所以落入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还在《国民革命和农###动》的文章中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还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热情的呼唤，号召他们“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分配到湖南、湖北和全国各地，在发展农###动、支援北伐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后农###动的发展极为迅猛，简直可谓一日千里。至1926年5月，全国的乡农民协会已发展到五千多个，会员达九十八万多人。为了应付这种大发展的局面，中共中央成立了农###动委员会，毛泽东奉命出任农委书记。但是，正当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开展工作之际，却出现了意外。当年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的由右向左。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在会上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因此与陈独秀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亲自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动。他仍然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踏上仆仆征途。每到一处就调查一处，共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那篇著名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革命家热烈情怀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对反动派猖狂气焰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4月末，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应付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的危急形势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迅猛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提案，但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根本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因为当时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陈独秀已经形成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个悲剧。从以上毛泽东从事农###动以及对农###动的理解来看，他不久后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 。。
大智篇（4）
其次，从思维方法上来看，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往往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他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是长时间对农村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他身上不仅富有革命理想，而且有一种不畏艰苦、不怕危险、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如果与王明相比，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号召“上山”，绝不仅仅是要别人上山，而是自己首先带头上山；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仅是要别人去暴动，而是自己首先拿起枪杆子去打仗。用不着说，在他走的这条路上是充满着风险的。但是他怀着满腔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其乐无穷”的壮志豪情去干了。与毛泽东相反，王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也许，他也要革命，也不是没有理想和热情，仅记住马列著作上几句条文就够了。认为靠着“本本”和上面的指示就可以指挥一切。他本来也有接触生活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去。例如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央就分配他到苏区去工作，但他赖在上海不走。而中央这个决定并没有撤销，1930年底，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仍坚持要王明执行中央的决定，王明还是不去。直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时，王明宁愿跟随米夫到莫斯科，也不愿到中央苏区来。人既是这样的不同，难怪在思想上也毫无共同之处了。如果按照王明的思想方法和做法，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的。
其三，我们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路线所以能坚持下来，同毛泽东的那种顶逆风战恶浪的异乎寻常的坚忍品质不是没有关联的。熟悉党史的同志都知道，农村包围城市这条新道路的实践，是遭到重重阻挠的。可以说，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直到这块根据地的丧失，始终存在着“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冲突。1929年和1930年的两年间，江西根据地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事实本身早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鼓吹“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斥之为“农民观点”，“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命令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毛泽东以合理的巧妙的方法进行了抵制，才使红军避免了损失。1931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央，他们虽然极力反对“立三路线”，但在推行“城市中心论”方面同“立三路线”却毫无二致。他们要求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并夺取中小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为了迫使红一方面军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他们下了许多次命令，强令前方指挥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无理的计划。随后就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先后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假如不是一个意志异常坚强的人，那是顶不住的。而毛泽东却经受了这重重考验，使得这条正确的路线得以坚持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正确性已由历史本身作了结论。我认为，其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凡是与当年中国情况类似的地方，都会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战略战术的独特创造
上面谈到，要把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
壮大，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
保持党和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三）战胜敌人的“围剿”。前两个问题已经谈过，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
前已提及，只要根据地一出现，便立刻会面临着敌人的“围剿”，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只要反革命还有力量就不会停止。如果红军不能战胜敌人这种反复进行的“围剿”，根据地就无法存在，更谈不到日后的发展了。红军在开始时必然是很弱小的，而以此微不足道的力量，如何与成十倍成百倍的强敌相抗衡，如何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站住脚跟并战而胜之，这不能不是一个头号的军事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军事书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依据现实条件，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战术，不仅使红军站稳了脚跟，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大智，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成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智篇（5）
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吗？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