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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篇（8）
三、遵义会议上的政治智慧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开得这样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个是湘江之战，我军损兵过半，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改换领导的情绪。正像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讲到遵义会议时说的：“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个是毛泽东善于做说服工作，在长征途中他说服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是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在第三个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重要一环。相反，如果将党内问题全面展开，很可能使遵义会议归于失败。
在谈到这一点时，周恩来曾这样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地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当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张闻天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又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另一件事的处理也颇重要。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说：主要矛盾解决后“实际上次的矛盾也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期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件事的处理，不仅表现了毛泽东的宽广胸怀，也有助于团结同志。
遵义会议的成功，已为此后的历史发展作了证明。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所显示的政治智慧，不能不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里我把它作为大智者的一个事例。
大智篇（9）
四、四渡赤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在军事指挥艺术上，毛泽东无疑是个罕见的高手。从以少数兵力粉碎敌人重兵“围剿”起，直到震动世界的战略决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的确，谈起这一战役，军事家们没有不佩服的。
在红军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即确定，长途跋涉的红军暂时安顿下来，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是随后发现，黔北一带地瘠民贫，少数民族多，语言不通，党的基础尤其薄弱，创建根据地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蒋介石的“围剿”军已经入主贵阳，与黔军又将形成“围剿”之势。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四川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进军四川，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认为，四川比之贵州要富裕得多，人口也稠密，而且四川一向封闭，外省军阀不容易进来。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已经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块很像样的通南巴根据地，两个方面军合在一处，再也不用担心势单力孤了。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遵义会议一结束，就开始进兵四川。
但是，进入四川岂是容易的事。一来北有长江阻隔，二来有各路敌军围击堵截。红军原拟在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川军闻风而至，很快便有十多个旅四十多个团分路向川南集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以八个旅向红军进击。毛泽东本拟在土城歼其一部，以打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因情况不明，打得不很理想，不得不采取新的机动，寻机渡江。于是在猴场、土城南北西渡赤水河。是谓一渡赤水。
我军渡过赤水后，鉴于敌军已加强了沿江防御，渡江计划不得不暂缓执行。这样便转到了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暂时落脚。这是一个极荒僻的所在，那个鸡鸣三省就在这里。为了实施高度的机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把全军编为十三个精干的团，并进行了彻底的轻装，连最珍贵的X光机都丢下了。这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其中有吴奇伟的四个师，周浑元的四个师，滇军孙渡的四个师，以及王家烈的五个师，加上川军的八个师，共二十五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形势是极其险恶的。而这时毛泽东却忽生奇谋，乘围攻之敌尚未到达，黔北敌兵力薄弱之际，令红军调头秘密东返，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大大出人意料，很快红军便攻取了娄关和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这个仗打得十分漂亮，搞得王家烈狼狈不堪，吴奇伟落荒而逃，逃到了乌江南岸。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毛泽东重新指挥军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以上是谓二渡赤水。
娄山关、遵义大捷，大大振奋了红军士气，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过江问题并未解决。毛泽东本拟乘胜利余威，再打一两个胜仗，进一步打开局面，但因敌人过于密集未获成功。而且由于遵义之捷大大震撼了敌人，蒋介石赶忙离开了汉口飞到重庆“督剿”。他严令川黔各军：“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时把江西那一套筑碉堡的办法也搬了过来。这样，红军在遵义、鸭溪等狭小地区，便再次面临着被包围的形势。这时红军不得不转移到赤水河岸的茅台镇一带，准备由此三渡赤水。要知道，这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