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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成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的步伐加紧了。国民党政府在英美绥靖主义的影响下，对抗战已更加动摇，以致发展到日本军方代表与重庆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门两次进行停战条件的秘密谈判。抗战确实处于极危险的关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高潮。###摩擦的重点，逐渐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的新四军，其处境的艰难、复杂，比华北的八路军要严峻得多。一是它本身的力量比较小，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损耗，仅有万余人，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有些步枪还是“半截子”，是过去为了适应游击环境把枪把锯掉了的。轻机枪只有可怜的几挺。像这样的部队本应给以应有的补充，但国民党总是一再拖延，不给解决。一方面不给解决，一方面又强逼着立即开上前线。从一开始就可看出国民党顽固派包藏的祸心。项英就在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华中与华北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即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华北的教训。华北方面他的几十万大军席卷而逃，这就给八路军留下了进入和发展机会。而在华中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他们在划定新四军游击活动地区的周围，早已任命了许多牵制的武装，以监视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这当然不能不给新四军带来巨大的困难。
然而，党中央的方针是明确而坚定的，即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必须积极发展进步力量。在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党中央起草的对东南局的指示中说：“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致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是发给东南局的。为什么要单单向东南局发出这项指示呢？因为东南局的书记项英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他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前怕狼后怕虎，对中央的方针犹犹豫豫、动动摇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的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惟恐违反了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受到国民党的指责，影响到统一战线。反之，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项英仍然不愿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新四军总部及以下九千多人遭受覆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本人也被打死，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背叛民族利益、破坏抗战、消灭异己的罪恶的铁证。对我党来说，其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 想看书来
大智篇（12）
而当时任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的陈毅同志，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法。他对中央的方针不仅竭诚拥护，而且领会得很深。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能依赖国民党的补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去发展。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东进，即越过长江进入江南敌后。他以“寇能往，我亦能往”的豪气，动员部下，首先派出以粟裕为首的先遣队进入苏南的高淳。随后他本人也进入江南的茅山地区。粟裕进入江南沦陷区不数日，即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一个车队，首战告捷。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仗，但却震动了江南。因为周围国民党虽有正规军数万去而复来，但都住在沦陷区边缘，号称五万之众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虽进入敌后，但都不敢与日军交手。所以新四军虽只取得了一个小胜，江南沦陷的老百姓却从新四军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希望。此后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新四军的威望越来越高，很快便取得了人民信任，从而站住了脚跟。茅山根据地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但是国民党当局给江南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且境内敌寇据点密布，交通发达，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事实上等于对新四军画地为牢，使其早晚自生自灭。早在1940年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一指示深合陈毅的心意，并从中领会到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运输掠夺物资的咽喉。由此，陈毅决心向江北发展，把进军苏北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目标。
但是，江北的局面是复杂的。除了日伪军占据了各水陆要冲外，有国民党系统的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的七万人，还有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的三万人。此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共三个团。其中韩德勤是主要的###顽固势力，他从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不向他进攻，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摧残抗日力量上。“两李”则实际上是中间力量，他们既与韩德勤有矛盾，也对新四军深怀戒心。陈毅经过分析，认为如欲在苏北发展，必须确立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而尤以联李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处在我挺进纵队与韩德勤部队之间，正是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与“两李”的关系搞好，不仅可以减少摩擦，且可以作为顽我之间的缓冲。为此，陈毅曾两进泰州，主动做好宣传团结工作。正好这时李明扬有求于我，他通过老友向三战区要来一批子弹，却无力运输。韩德勤曾帮助他运过一小批，不知是谁从中掉包，运到的子弹都不能用，李明扬只好转托陈毅。从远在浙皖交界处的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要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除了新四军是办不了这件事的。陈毅遇此请求，立即慷慨答应，并予以圆满实现。李明扬得到弹药，自然大为高兴，觉得新四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诚意，双方关系大为改善。陈毅在取得“两李”的谅解后，即派以陶勇为首的部队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叶飞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至此，已经初步奠定了向北发展的基础。但是，其间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曲折。由于挺进纵队领导大做争取“两李”部下的工作，事机不密，引起“两李”的反感，再加上韩德勤的极力挑拨，于是发生了“两李”向我驻郭村部队乘虚进攻的不幸事件。由于挺进纵队打得英勇顽强，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敌垒，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两李”才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带。此时，我军本可乘势直捣泰州，但陈毅考虑到，如果这样，则很可能促使“两李”同韩德勤进一步联合，对我今后发展壮大甚为不利。于是在攻克塘头，进至距泰州七里处的面粉厂时，毅然收兵。“两李”得知我军本可轻取泰州而不入时，大喜过望。随后我军又主动送还两千余名战俘及全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我东进。“两李”对此极为感激。陈毅与粟裕为了集中东进兵力，又向“两李”投下了一着高棋：即在部队东进之后，愿将每月可收税务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我方根据地让给“两李”。此举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我军东进后不分兵把守吴家桥，而将后方与伤员委托“两李”保护，无疑请“两李”替我看家，大有利于对韩决战。对“两李”来说，既可增加税收，还可把新四军送走，何乐不为！遂欣然同意，协助我军东进黄桥。1940年7月25日，陈毅决然率部东进。在经过“两李”防区时，“两李”部队如约让路，对空鸣枪，向韩德勤报告“在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陈毅用尽心机争取团结中间力量于此得到了报偿。
大智篇（13）
陈毅的东进是为了冲破蒋介石困死新四军的牢笼，全军士气高昂，加上“两李”之助，进展顺利，一举占领黄桥。黄桥地区是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在此处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也可与江南部队策应，掌握长江通道。而且此处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德勤是苏北最顽固的###势力头子。他多次受蒋密计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为了鼓励他的###积极性，还在重庆召见他，把他的代理省主席正式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陈毅的进占黄桥，岂是他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新四军占领黄桥之后不久，他即动员了二十余个团向我进攻，同时，还开始了粮食封锁，不准海安、泰州一线以北粮食南运。在韩军向我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在路东向我“扫荡”，双方的行动显然颇为默契。但是韩军的这次进攻并未成功，我也因为诱敌深入不够，仅歼其两个团。韩军见我军势盛，即逃遁缩回。这时韩德勤才认识到新四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