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1日 于病中
继圆写这则日记的时候，我尚未出世。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文字即便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可能让今天的年轻人不堪卒读，但我仍旧觉着它感人至深，我相信每一个字都是我爸发自肺腑写就的，绝不是现代人流行的“脱口秀”。
在“哈尔飞”门前抖机灵儿
日本人投降以后，白家的家境一时仍旧没什么起色，继圆就琢磨着自己得出去做点儿事情，以便补贴家用。
他首先看准了西单牌楼附近的“哈尔飞”戏院，这里曾经是旧北京西城最繁华和热闹的地界儿，于是他就在“哈尔飞”的门前，变着法儿施展出自己的才华。
“哈尔飞”戏院就是后来北京的西单剧场，这里原本是清末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的府邸，增祺因收编张作霖，算得上是对他有过知遇之恩。清朝灭亡以后，张作霖感念旧情，以十万银元相送，增祺便回报了这座府邸，张家将这里改成了“奉天会馆”。张作霖死后，奉系势力退回东北，这奉天会馆则日渐式微。1930年，时任“剧场同业公会”会长的郝锦川承租并改建这里，取名“哈尔飞”戏院。说起来，当年的梅、尚、程、荀以及各路的名角大师，都在这里走马灯似的争妍斗奇过。
继圆在“哈尔飞”曾帮着戏院抄广告、画海报，凭借着他的聪明伶俐和细致劲儿，也算是有两把刷子。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活计就被北平艺专的几个穷学生给顶了，继圆干不过人家，臊不搭眼的给人让位。其中有个学生，岁数跟自己差不多，面皮黢黑，腮帮子挺大，说话带着点儿东北味，继圆一直怀疑，这主儿就是后来我们家文玩旧物的“大买主”，香港某著名的电影大导演。
在“哈尔飞”里边干不了，继圆就跑到门外边折腾，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找了把破提琴，在“哈尔飞”的门口卖上艺了，有人爱听李香兰的歌，他就拉上一段儿《夜来香》，有人爱听周旋的歌，他就再来一段《五月的风》。吱吱纽纽地没等拉完一支曲子，人就都跑光了。
“哈尔飞”里的伙计笑话他说，这么多名角的戏人家还看不过来呢，谁没事吃饱了撑的听你在这拉“洋胡琴儿”？继圆一个大子儿也没挣着不说，倒让人把自尊给伤了。
他不甘心，又接着在“哈尔飞”的门前卖烟卷，什么“###牌”啦“红锡包”啦，照样是没赚着钱，可自己的烟瘾却渐长，回家一算计，这卖的还没有抽的多呢。
最后，他请人帮着打了个木头匣子，揣上几盒鞋油，在“哈尔飞”的旁边给人擦皮鞋。有一次继圆给人擦了一半，里边的戏就开锣了，继圆本来就手潮，再一着急便给人家的白袜子上了色儿。那主儿挺横，抬脚就把木头匣子踢翻了，继圆也不是省油的灯，跳起来和他抡胳膊根子，俩人在“哈尔飞”的门口就斗开了“美国拳”，招来一大群的人围着这俩活宝看热闹。结果警察来了，举着警棍追得他们满大街跑，人没逮着，木头匣子则被没收了，继圆又一次赔本儿赚吆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打“哈尔飞”的主意了。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亲朋好友常聚在一起到西单剧场去看节目，我爸从来就没对此感过兴趣，还是我那俩姑姑讲话一针见血，指着剧场的大门口说：“你们谁都不知道吧，这里是他白继圆当年走麦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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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而废的“导游”
从“哈尔飞”败下阵来以后，继圆一直闲荡在家， 四十年代后期，梦璋想重振自己的导游业，希望儿子能和他一起干，继圆勉强同意了。
这差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首先是继圆的外语不过关，老爷子的忙他一点儿也帮不上。另外，一天走下来，脚脖子都肿了，可第二天还得一切照旧，继圆就先累得斜腰拉胯了，方知父亲梦璋挣下白家的这份产业，是何等的辛苦和不容易！
然而，决定继圆日后没有从事导游这行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苦，而是有一次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用继圆自己的话说：“把咱中国人的脸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那是继圆有一次带着几个英国游人逛天坛，才逛了半圈儿，就在他的眼前发生这样一幕闹剧。
某英国“麻大吗”（女士）掉了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一个中国小脚女人捡起来就追过去，挺有礼貌的把捡到的“白手帕”还给她。那“麻大吗”笑微微地连说带比划，意思是：“送给你了！”
小脚女人就高了兴，可打开一看，结果是一张“漂亮”的擤鼻涕纸，粘了那小脚女人满手指头的鼻涕。这情景惹得一帮洋人哈哈大笑，有人还举了个手持式摄影机对着女人的小脚开拍。
继圆顿时气得是七窍生烟，一个箭步上前，张开双臂就把摄影机给挡住了，那英国人放下摄影机冲着继圆叫嚷：“Goaway！（滚开）”
“你他妈才狗阿胃呢！”继圆一晃膀子骂道。
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
继圆跺着脚说：“大爷今儿个还不伺候啦！”说完就撂挑子回了家。从此以后谁也不能跟他再提“导游”俩字儿，谁提就跟谁急。
别看继圆干导游没几天，可却在旧北京的相关档案里挂了号。八十年代初，北京召开“国际旅游年会”，有人顺着白梦璋的线索找到了白继圆，邀请他讲课并提供相关文字资料。
是年，我爸得“润笔费”三百元，全部资助给正在上大学的我，作为我当年“赴东北满族地区考察”的盘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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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相中”了我妈
北京解放前夕，在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同样的钱，早上起来能买半袋子洋白面，到了晚上就只能买俩烧饼了。
这个时期，梦璋已然是羸病残阳，实在是干不动导游这体力活儿了，白家的日子便每况愈下。
因为没了进项，所以三奶奶的脾气就出奇的暴躁，在家里逮着谁骂谁，梦璋就堵起耳朵，偶尔用英文反击一两句，三奶奶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也知道不是好话，就气得摔家里的摆设，梦璋颤颤巍巍地说：“您就摔吧！摔碎的这个瓷瓶子全世界再找不出第二件。”
三奶奶又后悔了，心想多少次劝梦璋把这些个瓶瓶罐罐拿出去卖，可老家伙把它们当命根儿守着，宁愿抱病出去挣几顿窝头钱，也不舍得卖一件两件的换个把月的肉吃。这会儿让我给摔啦，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
于是，这老太太就坐在地上撒起泼来，不说自己摔错了东西，反倒是骂梦璋不早点儿把它们给卖喽！您说这世界上除了帝国主义之外，还有比我奶奶更不讲理的吗？
日后在我哥和我相继进入成年之时，父亲曾多次以奶奶为例子来“告诫”我们，说这娶媳妇一定要讲究门当户对，至少女方得知书达理，否则必定是一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家庭悲剧。
想来，我那“秀才”爷爷，的确是碰上了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兵”！当年，父亲一定是从爷爷的婚姻悲剧之中得到了点什么启示，方才选中了我们的母亲。
话说我爸——“白府”里的这位大少爷，虽然是穷得丁当儿乱响，可却是远近闻名并且被公认的帅哥。说媒拉纤的踩烂了门槛儿，可继圆心里早就有了谱儿，最后相中了北京“玉器刘家”的闺女，这闺女就是我妈。
有白三奶奶的“这碗酒垫底儿”，继圆下决心一定要娶一位懂得温良恭俭让的好媳妇，工夫不负有心人，我妈则正是这方面的典范。自打她和继圆认识的那天起，就一辈子都围着他转，夫唱妇随，唯唯诺诺，继圆要是说这东西是圆的，她准回答说这玩意没什么棱角儿。
我妈参加革命凡五十多年，一点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嘿！您瞧瞧这女人有多好的脾气，我父亲以后在家里从来说一不二，八成都是她给惯出来的。可末了继圆对她的评价也不怎么样，说她老实得都没了自己的个性，属于“矫枉过正”。
于是在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父亲又以母亲为例来“告诫”我说：“这姑娘要是太老实了也不成，为什么呀？窝囊废呗！你妈倒是真老实，可啥都不会，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所以，女方如果太老实了，爷们儿就得是受累的命！”
其实，我父亲他始终没闹明白一个道理：这鱼和熊掌向来是不可以兼得的，世界上的事物永远都是具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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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绳工厂
父亲和母亲认识的时候，正是他最潦倒的时期，不要说是成家立业了，就是这俩小情人一起逛趟公园继圆都掏不出几个子儿来，男子汉的责任心无时无刻地不在撞击着他的胸膛。于是经人介绍，继圆来到海淀镇外的一家叫“合业草绳工厂”的地方干活谋生。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破厂子，老板顶多算是个小资本家，但却是个六亲不认、唯利是图的混蛋玩意儿。
继圆在这里白天和工人一起打草绳，修理机器，晚上还要帮着厂子写写算算的当记账员，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了。他吃住在这里，一干就是半年多，家都顾不上回去，外边发生了什么，他也不十分清楚。
1948年临近中秋之时，继圆打算回趟家，和老板商量结账。老板挺“大方”，一笔就给了他五万块钱，继圆高高兴兴以为发了笔小财，出了门就先到海淀镇的一家理发馆里推头，推完了头一算账，好吗，五万块！继圆当时就愣住了。
那推头的师傅说：“小子啊，你让人给蒙了。五万块跟擦屁股纸差不多，你干的这半年，该给你的纸票子你搬都搬不动，得用车拉，这叫金圆券懂吗？你得跟掌柜的要硬通货才成呢。”
继圆顿时怒发冲冠，抄起一块砖头就返回草绳工厂，找老板算账去了。
那老板好像是就知道继圆得返回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