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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间，我看见灵房里有一块墨绿色的帏帐，那是用来罩在逝者灵柩上的，上边赫然绣着四个金黄色的大字：“今日得闲！”
这四个字让我惊骇不已，这分明是淳朴而又勇敢的穆斯林民众对死亡的豁达见解，甚至是一种赞美，有点像藏族同胞在###的时候赞美那“应召而来天的神鹰”一样……
我这时乖命蹇的父亲，您的一生不能说是活得没有价值，但实在太累太累了，今日方才真正落得清闲。
我被这四个大字感动了。
父亲“入土为安”的时候，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墓地周围黑压压一片。
我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头，只是和哥哥、姐姐一起，不停地向前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鞠躬，替我们的父亲向人们道谢。
按照习俗，亡者下葬的时候亲人们是不能哭泣的，人们就轮流着，将一锹一锹纯净的黄土撒向深深的墓穴，呼唤着父亲那已经远去了的灵魂。
就在墓穴即将被填平的时候，大家终于忍不住了，像开闸放水，亲朋好友们顿时哭声四起。这哭声告诉我：从此以后，父亲将永远和我们阴阳两界，天人永诀。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浮现出墨绿色灵帏上的四个大字：“今——日——得——闲”！
于是，心情竟异乎寻常地平静了下来。
记忆西山
就在纪元咳着鲜血，拖着病躯，日夜奔波在北京旧宫公社的农村水利改造工程；就在文英腆着大肚子，坐在老式打字机前，为大跃进时代繁忙的机要工作汗流浃背的日子里，我出生了，那是1958年流火的7月。
火热的年代、火热的激情、火热的天气搅和在了一起。我妈说，一生下来我就长了满身的痱子。
有人问：这孩子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爸妈可就费心思了。
按说应该叫“跃进”或“超英”、“赶美”什么的，偏偏姓白的不好这么起名，陈跃进、张超英、王赶美都好，可“白跃进”、“白……”不成，那不是把大家伙的功劳就全都给抹杀了吗？唉！这小东西刚生下来就跟“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合辙。
父亲纪元指着襁褓中的我说：看来这孩子没有在大跃进年代里争先进的福分，生就是块白丁的料儿，既然是天亮时分出生，就叫白明吧，这辈子他能活得明明白白就算不错。
另外，我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小，说不清像一种什么长着四肢的爬行动物。正好有人送给父亲一个偏方，用蛤蚧泡酒据说专治肺病。于是，我爸又给我起了个“别号”——蛤蚧！说完了，他看都不看“蛤蚧”就甩手走了。
据说这时候我睁开了一只粘满眵目糊的小眼睛，偷着瞥了父亲一眼。
按说名字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符号，自打被书写进户口本儿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商标”了。在这“商标”上爹妈要是肯下点子工夫，保不齐日后就能给您家里创造出个品牌儿来呢。
可我爸我妈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品牌意识”，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给我“注册”了这么个平庸的“商标”，于是就注定让我大半辈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还谈得上什么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亲这个“超龄团员”都偷着跑回家给我喂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难的“落后”表现，在入党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抢了先。我父亲不干了，两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给扔进了一个街道幼儿园。
那时候的幼儿园可比不了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个阿姨带百十个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个破幼儿园里有个倒霉阿姨，见天儿的把我给捆在床枨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点的一块地界儿，俩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幸亏我当时不懂人事儿，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国的花骨朵儿不可！
还就仗着姥姥每天接送，看着我那“惨相”，老太太急了，跺着脚说：“没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里救了出来。
于是，本人这一生的记忆，就从拽着我姥姥的衣襟儿起，一步步地伸展开来……
我们家就住在长安街的边上，姥姥买菜、串门都要带着我。后来可能是因为不方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架竹编的破童车，把我往竹车里一搁，再把竹车往马路旁的树干上一绑，老人家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嘿，我姥姥个纂儿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给拍走喽？
其实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和人的亲和力还特强。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在开国的头十年，用计划经济打造出了一个让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回味无穷”的和谐社会。但也有遗憾，就是家里头的早餐，永远是烤在炉台儿上的那几块红瓤白薯。
姥姥每天带我到长安街的边上玩，哄我看马路上的大汽车，她就一边择菜一边和小脚老太太们聊大天儿。
长安街上的那些刷着红蓝两色油漆，努着大鼻子，“突突”冒着青烟的柴油汽车，老半天才过去一辆，我就没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车里，每每长街西望，但见蓝天如洗，群山延绵。那山近得，仿佛就在我们家的后院，最多是我住的这条胡同的西口儿。层峦叠嶂，郁郁葱葱，迈腿即往，举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让我的小脑袋里浮想联翩：大汽车开到那儿该怎么走？飞过去？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向西山“对”得楹联一副。
上联是：“姥姥带我去。”
下联是：“望山跑死马。”
正赶上父亲下班，又给了个横批：“歇菜！”
晚上，钻进姥姥的被窝里，仍旧对“后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没完没了地叨唠：“姥哇，您说那山上都有什么呀？”这个满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诗一首。
诗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碗儿里有个小孩儿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于是，我就睡着了。
翘首长街览西山——这是迄今为止能回忆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远、最深刻的记忆，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记忆既然是从山开始，也算是有“山缘”了，一位朋友曾掰着手指头“算”，让我在一张白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顺手画了座高山，于是他就撇着大嘴说我是“土命”。
我认头了。土能生金，土养万物，咱何乐而不为？
成人后游历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谒了许多古刹禅庙，尤其是在喜欢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后，没事儿就能想起我姥姥说的庙里那些“盆儿了罐儿的”，只是一件也没有“捞着”，却满眼是破塑料袋儿和垃圾，好不令人扫兴。
幼儿园里的“幺蛾子”
1960年以后，我被送进了“国家民委幼儿园”，境况就大大地改观了，那可是一个“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欢乐大本营。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午睡的时候管生活的阿姨要来查房，给小朋友盖被子。她看见我有一只胳臂露在外边，手还贴着墙，就命令：“躺好喽！”我佯睡不语。阿姨过来把胳臂拽开，一眼看见墙上的黑脚印，就将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这才发现那两脚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抡开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边打一边骂：“小白明呀，你可是坏死了！这脚脏了可以洗，墙脏了怎么洗？你还挺聪明，知道用手捂着，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吗？”
这会又进来了几位阿姨，一齐查看“现场”，她们惊讶地看着我说：“哎哟喂！你看这孩子坏得嘿，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说着话就肆无忌惮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盗——铃”，在一顿结实的巴掌下，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日后，我特爱拿这句成语“批判”别人，把别人给数落急了，人家就问：“你丫干吗跟这四个字儿那么亲呀？”我心里说了：咳，这种事儿干过呗！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捡了个没头的破铅笔，发觉蘸着煤末子可以在台阶上画画儿，用煤末子当绘画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锅炉房里有的是。于是就号召小朋友们往裤兜里装煤末子，每人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再撅一节树棍儿，蘸着煤末子逮哪画哪。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把这茬儿都忘了，脱了裤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给我们叠衣服，提溜着裤脚一抖搂，“哗——哗——”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满屋子黑尘滚滚，掩人耳目。气得阿姨扯着嗓子大叫：“都给我爬起来！这是谁教你们干的？”
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园长室，这回阿姨没抡巴掌，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