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女生面前抖机灵。
有一回我实在是看着眼馋了，就“央告”他能不能让我也骑一圈，嗬，你瞅丫那德行嘿！就跟谁要占他多大便宜似的，甩给我几个字：“门儿都没有！”
受了这么个打击以后，我就当了回小人，一门心思地想给他使坏。把他的自行车带给扎了或把气门芯儿给拔了吧，我还真没这个胆儿，说实话当时也不时兴这么干，于是就偷着在教室外边的墙上写了四个字：“打——倒——向——党！”因为这主儿的姓氏忒繁杂，就没给它写上去，所以看起来就有问题了，坏啦！成你妈“反动标语”啦！
几个同学还挺有“政治敏锐性”，大声喝问道：“这是谁写的？！”
做了亏心事，专怕鬼叫门。我的脸吓得煞白，心里跟揣着兔子似的，那德行样儿谁看了都得怀疑是我干的。
就听有人嚷：“是你写的吧？啊！白明写反动标语啦！”
我当时是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发堵直想吐：“我……不是……啊……是我……不……是……”一句完整的人话都讲不出来了。
同学把我们的班主任找了来，他们大声地告状，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玩儿了命的表现。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满脸严肃地看着我们，那几个学生说：“老师，我们得向工宣队报告呀！”
“去吧！”老师异常严肃地说。
几个学生就飞也似的跑了，这边的我已经吓得快要“抽羊角风”了。
见四下里没人，老师迅速地掏出粉笔，模仿着我的字迹，故意歪歪扭扭地在“向——党”的前边加上了一个笔画繁杂的“×”字，这句话就变成了“打——倒——×向——党”！于是，谁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班上的那位，专爱在女生面前掏裆骑车、自我感觉还特好的小二百五了。
“工宣队”的人来了，班主任就抢先指着我鼻子骂：“白明，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昨天还看见你跟×向党一块玩呢，今天你就想打倒人家，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呀？好好地给我回去写检查！”然后又对那几个学生说：“你们的革命警惕性是好的，但要分清什么是反动标语，那是阶级敌人才干的坏事儿。”
“工宣队”的人对那几个字审视了一阵后，就背着手走了，没有任何的表态。这就让我更“难受”，我觉得我怎么快跟胡同里的那个“特务嫌疑”二饼差不多了，就从骨子里觉着自己真成了个罪大恶极的“小反革命”。
其实我不知道，在我们班主任机敏的保护下，这事儿才没闹起来。
然而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从此以后，那红小兵的门，基本上就是永远地对我关上了。
永远的班主任
再说说这位，几乎是我“半个救命恩人”的班主任吧，她的名字恕我隐去，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的话，想来已该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敬佩她，不仅是因为她“救过我”，个中另有一段故事，说来亦是惊心动魄，让人荡气回肠。
我所在的那家学校里的校长，“文革”前就是一位特级教师，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老早就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关在学校后院儿的一个破棚子里，在“工宣队”的监视下，由学校里的“革命师生”们轮流着日夜看守。
有一段时间，这位校长作为学校里唯一“罪大恶极”的人，哪个班“高兴”了，都可以把他拉出来批斗。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一三五排满了，二四六也不能落空，那校长就“日理万机”，就成了“腕儿”啦，不比现在的歌星轻省多少。一来二去的就把他给斗疲沓了，批斗会后，他居然能“点评”谁的批判稿写得还凑合。
学生们呢，也把“批斗会”正经当成个大事儿，至少当成了“朗诵会”，期盼着老师对自己“口才”的点评或夸奖。我得罪过的那位叫什么“向党”的小二百五，在这天还特意从家里沏了一大壶的红糖水，专门给他待见的那几个小丫头偷着逗两口儿，可见大家的兴奋程度。因此，这事儿就跟我们当年第一次参加春游一样，被牢记在了幼稚的脑海之中。
那位校长被“工宣队”的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高声地领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必须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
接下来，由我们班主任带头，对校长进行口诛笔伐，很是过了把瘾。最后“工宣队”的人说：“你们班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样很好嘛，希望你们像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吃老本儿，要再立新功’！”
就在我们大家准备着“再立新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地“失踪”了。
起先是有两个带课老师，后来由“工宣队”的人直接“教”我们，还时不时地“了解”一下我们原班主任的情况。没过多久，学校里就出现了大字报，标题醒目地写着：“揪出××内奸”！
哎呀呀！我们爱戴的班主任居然是个“内奸”？
原来，班主任在一次夜里“看守”校长的时候，偷着对他讲：“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替你记下来，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还你清白的。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偷偷给你去办，你现在一定得要挺住……” 谁会想到隔墙有耳，这番话就被某人听见了，这某人却不像我们班主任那样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偷偷报告了“工宣队”。于是，一帮人“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我们的班主任就这样被抓了个“现行”。
班主任被抓起来以后，学校里出现了针对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传来消息，说要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而这第一场批斗会就是在她教过的班级，我们的班上举行。
有那么几天，这批判稿让我是憋来憋去，死活就是“憋”不出来。就在我正为这个难心事儿犯愁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吓得我两三个晚上都没能睡好觉。天哪！我们的班主任竟跳了护城河，“畏罪自杀”啦！
据说，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非是“夜里串通黑帮”的“内奸”罪名，而是在她的住处翻出来了一本“日记”。那上边有一则是“极其反动”的，被人当作罪行公布了出来，她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阴，时有阵雨。
今天，我和很多的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在人们的欢呼声和拥挤中，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于是从我的兜里掉出来四个字：魑——魅——魍——魉！”
我不认识这四个字，更弄不明白她写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大字报上说她是“恶毒之极！”如此看来，她是必须得去死的。
但是，她的“批斗大会”照例还是要召开，在学校的那个破土台子上，校长和另一个“黑帮分子”一左一右地扯着一张浅绿色的大字报纸，那上边用毛笔画了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写着的名字是“××”，并被打着黑叉子，这肯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人们冲着两个“黑帮”之间的这张大字报纸喊口号、挥拳头，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那大字报纸上画的这个“内奸”，甭管画得像与不像，她的“罪恶”都是在其他“阶级敌人”之上的。
我们班的学生各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大气儿都不敢喘，非常严肃。严肃得让那个叫什么“向党”的同学，赶上如此重要的活动场合，竟然没了心思再去沏一壶红糖水，竟然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和女生逗闷子的机会……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始终惦记着我们班主任那“悲壮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时的年龄还要大些，但却没有心境去评判，当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恶演绎的悲壮，还是悲壮演绎的罪恶？
我的六十年代，如烟霭，如虚幻。激昂之中埋着惶恐，热烈之间藏着焦虑。但我总的说来还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断的吐血和我们家不断的动荡中。毕竟我们家还是完整的，毕竟亲人们都还在，较那些被毁灭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绝路的人一定是强多了，譬如：我那“永远的班主任”。
第四章“卧游终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梦续西山
据说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触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兴趣甚至改变你的理念。
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里，我的确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因此我是幸运的。即便这种接触是很平常、很短暂，但对于我内心世界的影响之大，恐怕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会是终我一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开始对一门本已经是毫无血色生机的语言——“满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人有骨子邪劲儿，学什么不见得能“成什么”，但确实是学什么就“像什么”。于是，会干活的就不如会吆喝的，我独辟冷门，一夜之间成了个“能翻译满文的清史爱好者”。于是，就有特热心的人，将我这“邪门歪道”介绍给了胡德平老师。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装，一双蓝色的旅游鞋，一副白色有机玻璃框的眼镜（有一只镜腿儿是断的，用白胶布缠着），一辆“二六”的凤凰牌自行车。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语调缓慢，缓慢得甚至略带点口吃，却是说话深思熟虑。
这就是我初识的胡德平，地点是在香山的山间小路，时间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顺着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后，我就注定与这片燕山山脉的支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不怎么胡德平头一天看见我，就拉着我满山遍野地跑。从这个时候起，我便愉悦的、振奋的有时候是忘我地跟在他的身后，随着他的脚印去踏遍青山，去寻访当年曹雪芹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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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曹雪芹的“足迹”
头一个晚上，胡德平带着我住进了香山樱桃沟顶头，一处僻静而又漂亮的小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