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一多半考生交了白卷。有个别考生对“祖冲之”，令阅卷老师拍案叫绝。有一个叫周祖谟的考生对以“胡适之”，惹得出题人不禁喜出望外，“对得这么好，考任何系都该录取。”虽为小事一桩，也可见此公确有鼎鼎大名。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原名嗣贰轶U，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当取自其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典故。
1910年，年仅19岁的胡洪骍远离家乡，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师从于赫赫有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时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一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别人都看不懂，所以他的论文被搁置下来。胡适当时急着回国，未能进行论文答辩，因此也就没有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胡适的这篇论文，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蔡元培作序，署名为胡适博士著，学术界为之轰动一时。当时有人对胡适的“博士”身份提出质疑，说他是“假博士”。胡适对此可谓耿耿于怀。1927年3月，他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止，又先后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果以一人获得最多博士学位申请吉尼斯记录，怕是非胡博士莫属了。这35个博士学位，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当初到美国留学4年后的胡适，在一般留学生尚徜徉沉醉于美利坚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中时，却写出了一篇充满忧患意识的《非留学篇》。在这篇长文开首，作者就大声疾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作者认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是我国的大耻。但是这又是落后之国从先进之国汲取新文明的唯一办法，“留学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此目的一日不达，则留学之政策一日不得而收效也。”他还认为，中国派遣留学生数十年，而不能达以上目的之万一，实际上是留学政策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教育方针的失误，不知振兴国内教育，只知派遣留学；之二是留学生志趣卑下，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仅在一己之利禄衣食，急功近利，苟且速成，重实业而轻文科，不讲求祖国文字学术。为了救此弊病，他提出一要慎选留学，二要增设大学，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他提出建设和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说：“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者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盖国内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以国内大学为根本，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以大学为鹄，以留学为矢，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 txt小说上传分享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2）
此后，胡适创办国内大学的思想十分强烈，达到不发不快的地步，多次与人探讨。1915年1月，他同竺可桢等人谈话，呼吁“设国立大学以救今日国中学者无求高等学问之地之失”。同年2月20日，他在与英文教师亚丹的谈话中再一次感受到国家建设大学的重要、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第二天，他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从此，青年胡适立下了终身从事教育以救国家的志向。1916年1月25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并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救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望而已矣。”
在1917年2月毕业前夕，通过越洋通信，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携手，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民国初年这场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高潮。在此后的80年里，“胡适”这个名字一直像一颗耀眼的巨星，闪烁于大陆、港台及海外的星空上。尽管由于种种政治的或其他原因，当时与后来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平心而论，他无愧为中国新文学开山鼻祖之一。
1917年回国后，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积极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唤民主和科学，大力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因为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他所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可谓新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8项内容：“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称胡适的这篇文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1918年，他在《建设新文学革命论》中，又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经胡适的提出及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的运用迅速推广，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纪元。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并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及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精品。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理论上做了有积极意义的探讨，而且还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下面这两首作品，打破了传统的诗词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内容也表达了颠覆传统、反对封建、倡导民主主义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像一股扑面春风，给诗歌天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2。怕老婆的“假博士”——胡适（3）
窗上有所见口占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另外，胡适在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史研究，甚至戏剧、小说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他一方面介绍欧美的思想、文化，一方面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重估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并兼顾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从新文化运动起，历次重大的学术文化争论，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难怪有人说：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没有“胡适”，恐怕也就没有“白话文运动”——至少运动也不会在那时发生。
胡适的加盟大增了北大新派的力量和活力。关于他在当时北大新派中的影响和地位，有论者指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胡适到北大的头一年，担任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诸课的教学工作，第二年又任中国名学、中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