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子不可教也。”说完，刘大发感慨，说他感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语多伤感。黄便问：“那您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着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了，第二天便对刘行磕头拜师之礼，正式拜刘为师。此为北大当时一大新闻，因为其时黄侃仅比刘师培小1岁零3个月，又皆为北大教授，在学术界名气也不相上下，何况黄侃平时是极其狂傲之人，怎么会一下子谦卑地拜刘为师呢？其实，这正是黄对做学问执着的一种表现。后来，因为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是磕了头的，认为普天之下拜师必磕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就要求拜他为师的人也都要磕头。比如1932年春黄侃收杨伯峻为弟子时，就是磕了头的。待杨磕完头，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解释为什么要弟子磕头的原因时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能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一次申叔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由于得章、刘两位国学大师指导，黄侃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如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音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提出互训（直训）、义界（界说）、推音的概念等。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自创了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把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同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集古韵之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的承前启后人”等。黄侃在经学上成就也很大。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著作。在这方面，黄也颇为自负，他后来带出的弟子如杨伯峻、陆宗达等，均为大家。
黄侃因为学问大，加上性激口直，不容于物，表现出来便是脾气暴躁，狂狷不羁，甚至玩世不恭。据周作人回忆，大概是1908年前后在东京民报社，陈独秀找章太炎聊天，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说到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说是啊是啊。这时正在隔壁看书的湖北佬黄侃听见后不干了，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这不就是区区在下，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也未必就是足下”，弄得客人索然扫兴而去。10年以后，黄侃、陈独秀先后均到了北大，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主持新文化运动，黄侃乃旧派中坚，尤其反对新派不要古文古书，并常在讲堂上攻击新派，但似乎陈、黄之间并无正面交锋。有好事者作诗咏校内名人，写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写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很得陈、黄二人当时主张的要领和精神。“八部书外皆狗屁”是黄的名言，意即平生信奉8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可不论，更不用说白话文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4）
“五四”前后，黄侃因对新文化运动很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而享有大名的胡适看不顺眼，便常常与他作对。一次他对胡适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未必出于真心。”胡适听了不解，问道：“黄先生此话怎讲？”黄说：“如果胡先生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胡适听了一时竟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上课，话题讲到白话、文言的问题，黄侃又以胡适为调侃对象，对学生说其实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用不着多费笔墨官司，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胡适的妻子去世了，家里要发电报通知胡适，如用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共11个字，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还多呢！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有一段时间，京剧名伶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追星粉丝。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治学之外，黄侃立身行事更有诸多怪异，连章太炎的同门对他都颇有微词，嫌他经常无端惹事生非，称他为“文人无行的典型”。说他“无行”，是因他生平的最大爱好就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也无可厚非，但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便不免有点儿过分。据说，他一生结婚达9次之多。当年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黄侃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因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
实际上在玩世不恭这一点上，黄侃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如对于学术，他虽自视甚高，但从不苟且，治学一向严谨，决不轻易著书立说。他说过：“学问之道有五，曰：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负责后世；不窃。”他坚决反对臆说、迂断、急于求解、急于著书的轻浮现象。他还认为学者要能阙疑，能服善。他十分赞同古人著书忌早之说，大半生述而不作，立志“五十当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寿诞，老师章太炎以诗贺之，诗中提醒他“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不料天不假年，这年10月8日，黄侃竟酒醉中风而死（一说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一肚子学问，也许还有牢骚，也都随之赶赴黄泉。对此章太炎深以为憾，他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北大从传统大学向近代大学过渡的代表。他们多从传统学术里熏陶出来，为人处事、治学育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他们的古怪，并不是矫揉造作刻意为之，大多都是性格率真使然。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写诗作文的最后一代人了，他们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们怀旧情结的自然流露和外在表现。
第五章 概述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罗致了一大批以学问文章见长的青年学者，加上北大原有的少壮革新人士，组成了公主府里的新儒者教授群体。他们治学为人，与辜鸿铭、黄季刚等大不一样。他们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经历了中国社会及学术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他们国学根底深厚，但又受西方新方法影响，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学术承前启后的一批人物。
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以昭示当代并垂范后世。从学术上讲，这些人的著作，闪烁着时代理性的光辉，知识结构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和开创意义。这一批大师、学人，就学养而言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时代的赐与，他们大多在学术观念上受西方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