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囚”、“吾要”之外，朱希祖还有其他一些绰号。北京大学的日刊一度曾将他的姓名误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时期友人叫他“米遇光”。但其流传最广的绰号是“朱胡子”，因为他留有一副美髯。北大同仁及旧时同学普遍称他为“而翁”，其实就是朱胡子的雅化和文译。“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朋友当面不好叫他朱胡子，但叫“而翁”则无妨，这也是文言的好处了。这只“老兔子”在北大任职时间很长，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离开，离开之后，据说胡子也就剃掉了。
第三只“小兔子”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89年12月。他少年时在教会学校安徽公学读书，很早就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加入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同盟会，1909年赴日进早稻田大学留学，曾师事章太炎、刘师培。1911年，国内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海外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反清斗争。次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这时刘文典也满怀革命激情地回到上海，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以“天明”的笔名鼓吹民主，辛亥革命后又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活动。1913年3月“宋案”发生，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仁等，当时刘文典在场，也同时中弹，手臂受伤。第二次革命失败，他再次东渡日本，任职于孙中山秘书处，并参加了孙在日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的革命活动。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愤怒的讨伐声中垮台，刘文典也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祖国。1917年他被陈独秀请到北大，从此脱离革命事业，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道路。
刘文典一生狂放，无所畏惧，但对另一“小兔子”胡适却十分佩服，以挚友待之，以师长视之。1921年11月，北大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胡适拟了一个计划，想要把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出来，使每一种书成为可读的单行本。其中刘文典负责整理两部书：一部是《诸子文粹》，另一部是《论衡》。《国学季刊》成立编委会，胡请刘文典担任该刊的编辑。后来事实证明，刘没有辜负胡之厚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奋斗，刘文典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他先用心把书的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收集资料，博采众家所长，再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废寝忘食地进行校注，半夜躺在床上，若想起一条材料或是一个问题，便马上起来把它记下来，这样日以继夜地辛劳，最后终于成功，按计划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注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卯字号”的“3只兔子”（3）
此书付印前，刘文典曾写了一封信，请胡适为他作一篇序，并向胡适提出具体要求，要求他用文言文来写，而不要用白话文。众所周知，胡适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决不用古文来写作的，这时刘文典却明知故犯，要他用古文来为他作序，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胡适接到刘文典来信时正在病假之中，为了不耽误友人出书，很快破例为刘写了一篇文言文的序。但他仍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而且还分了段落，这样胡适既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同时也为刘文典而做了一些迁就。因此，他的序言与刘文典的自序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趣的是，胡适的序文公诸于世后，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人们都说胡适主张复古了。
胡适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在平时交往中常向他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这是情理中的事。当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一次，就在刘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向胡说，他还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是不肯拿出来的。胡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可能在言行上有所流露，而又被一些好事者以讹传讹地传到了刘的耳里，于是引起了一场误会。刘对此甚感不安，因而写一封信向胡适解释，“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来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又说：“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谅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胡适收到刘的来信，看过以后也感到不安，当即委托夫人江冬秀去看刘文典夫妇，当面向他们解释信中所谈之事全无根据。不料，江冬秀此行未遇而归。后来胡适特意写了一封信向刘作了解释。胡适说：“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实有点怪你，但从来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持，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从这封信里，可看出胡刘之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在为发展我国学术事业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整理国故”的这面旗帜下共同奋斗。
1926年7月胡适因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而离开北京，次年5月返国回到上海，受聘为中国公学校长；而刘文典在胡适出国以后不久也离开北京，1927年9月应邀到安徽去筹建安徽大学。这期间，他也常写信到上海向胡适请教办学经验，并要胡介绍一些学者到安大任教。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很想你能给我一些方略。你的意见，我一定照办，能介绍几位学者来更好”，又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从这封信中，可看出他们虽已不在一个学校，但音讯频传，友谊仍十分亲密。 。。
6。“卯字号”的“3只兔子”（4）
1927年11月下旬，安徽省城安庆闹学潮。那时蒋介石正在安庆“视察”，并于29日下午召见刘文典，斥其办学管教不严，声称学生捣乱，非严办不可，即令刘文典交出学校内共产党员名单。刘回答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拒绝惩办学生。蒋十分恼火，骂道：“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个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竟也毫不相让地回敬说：“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你讲我是学阀，我就说你是新军阀。”刘如此顶撞，蒋岂能容忍，当即赏他两个耳光，命卫士将刘送交公安局收押，还威胁说要枪毙他。这件事当时在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经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适在这次保释刘文典事件中，也是出了大力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的文章，举刘文典被关押一事来加以证明，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面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论文，在社会上引起民众强烈反响。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公文，对胡适给予警告处分，胡适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
刘文典被迫辞去安大校长一职后，想离开安庆到外地去工作。为此，他写了一封信寄给胡适，请他援手相助。刘在信里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现在环顾一班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笫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茅坑）里而受罪啊！”胡适对刘文典的处境甚表同情，尽力与有关方面联系，刘文典才得以重回北大任教，结束了他在安徽这段苦闷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他们先后离开了北平。胡适是应南京政府之邀，南下到江西，出席庐山会议；而刘文典第二年才在友人们的帮助下离开北平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在北大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学识、有气节、有个性的名流大家。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北大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没有这些人多姿多彩的思想和活动，沙滩红楼也不过一片惨白及一幢闷红毫无灵气的泥土和建筑罢了。当然，以上人物只是北大历史上涌现出的诸多名家的少数，其余可圈可点的还有很多。如文科方面的林宰平、崔适、吴梅、贺麟、顾颉刚、黄节、马寅初、杨亮功等，理科方面的丁文江、汪敬熙、江泽涵、孙公铸、曾昭抡、刘树杞、李四光、张景钺等，都是国内在各学科中响当当的领军挂帅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为北大培养出许多的人才。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只好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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