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单位）。80个单位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必须修满40个单位，其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四分之一为选修课。各系选科由教授会决定，学生选课必须经过教员审定。
自从北大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开了选科制的先河之后，各大学纷纷效仿。选科制的实行，被公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直至今天仍为我国大学的一项基本制度。
蔡元培鼓励师生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改变学生“奔竞及游荡的旧习”，但又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坏传统。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为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组织了各种学术和社会团体。1918年到1919年间，比较重要的学会和社团就有国文学会、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体育会、静坐会等。其中进德会、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是由蔡校长亲自发起的，其他各会也多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建立起来的。这些社团，有的是为了砥砺德行、提高修养，有的是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是把学生引向正当的娱乐。各种社团活动改变了北大从前沉闷和颓废的空气，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蔚然成风，全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杨晦教授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地说：“当时校内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1918年、1919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学术思想斗争跟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这么多的社团和活动，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社团及其刊物对当时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
7。从旁听开始的开放女禁
蔡元培提倡大学应研究高深学术，但他并没有想把北大变成“阳春白雪”或“高处不胜寒”的地方，恰恰相反，在他掌校期间，北大的校门不仅没有向知识相对低陋浅薄的社会关闭，反而敞开大门，让北大的知识新风吹向社会。
首先是开放女禁。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中男女同校的先河。蔡元培毕生提倡男女平等，主张教育普及与男女平等联系，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所以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开始在全国推行小学男女同校，1917年创办北京孔德学校时也是男女兼收。但在当时全国来说，封建礼教在教育界影响还很深，高小以上学校男女分校，全国为女子开办的高等学校极少，只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扬州华南女子大学。第一所国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学校直到1919年4月才正式成立。当时男校女校之间门禁森严，男女正常交往极其困难。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
1919年初，蔡元培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弊端，呼吁破除教育中的男女界限，给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蔡元培的讲演，得到许多青年的拥护。1919年5月19日，甘肃一女学生邓春兰写信给蔡元培，要求允许进北大读书。她在信中说：“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即3月15日在北京青年会作的《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生女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她表示如果蔡元培允许，她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蔡元培这时正因五四运动出京，因而没有看到此信。同年6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撰文并登出给蔡元培此信，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放女禁。五四运动后，女子解放的问题突出起来，《少年中国》在1919年8月妇女问题专号转载了邓春兰的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教育界也有强烈反响。但各大学都不敢率先向教育部提议开放女禁的事，因为这一提议必通不过。社会和舆论都在期盼着老大哥北京大学如何表态。
1920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新年号上登出了蔡元培与该报记者就开放大学女禁问题的谈话，公开表示了北大和蔡元培的立场。他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招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元培明白表示了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他利用教育部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巧妙地绕过了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当局不得不承认男女同校的革新事实。1920年2月，北大学生王昆仑向蔡元培要求允许她的姐姐、北京女子师范江苏籍学生王兰入北大读书。据王昆仑回忆：“那时，姐姐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蔡元培欣然应允她入北大旁听。两天后，王兰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以“女子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即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云。”
之后，援例请求放学旁听的“日必数起”，到3月北大先后招了9名女生：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壁入哲学系一年级旁听；程勤若入国文系一年级旁听；奚浈、查晓园入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28岁。1920年秋季起，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录取39名本科生。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北大影响下，全国各公立、私立学校纷纷效仿，形成潮流。男女同校在当时虽为潮流，但实行起来阻碍仍是很大的，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学生总数已达2246人，而其中女生仅11人。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愈是如此，愈可看出蔡元培在北大首倡男女同校的意义重大。日本高等教育比中国发达，但此时仍没有实行男女同校，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倡男女同校之事时，这位女教育家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1）
蔡元培不仅主张女子入学，而且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把北大向平民开放。他反对像魏晋时代一样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主张人人都可以进大学。为此，他对北大旧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看出身、不看资格，而是以考生的学业成绩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家庭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改变了旧北大学生多纨绔子弟、习气不正的局面。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为使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取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中优秀者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这样就吸引了京津以至远近其他各省的许多有志青年辐辏云集北大。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学习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大量的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专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校园，一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教室里位置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那时许多课没有教科书，只印讲义，这些讲义或放在图书馆，或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自由取用。旁听生中后来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著名学者，如柔石、胡也频、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