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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本来多柳多槐也多杨，那时候他家所在的那个大四合院西边，就有一排大杨树，早春时分，杨树枝上就缀满“毛毛虫”——其实是杨树的花穗，花穗落地，捡起来，塞到小布袋里，塞得敦敦实实，然后缝牢布袋，成为一个有些软还会变形的六面体，那就是跟院里孩子们玩“拽包儿”游戏的工具，当然，“拽包儿”一般是女孩子们扎堆玩，男孩子多半玩的是弹玻璃球、拍“洋画儿”，但那少年偏喜欢跟女孩子们玩“拽包儿”，还一起跳“猴皮筋”——扯远了，还说杨树，四合院里、胡同里、街道旁、学校操场边的杨树，都是些枝杈大大咧咧、叶片吵吵闹闹的品种，可是那天那少年在动物园看见的，却是别处很少见到的钻天杨，那奋力钻天的树型，使他小小的灵魂，受到震撼，得到启示……
他在被钻天杨吸引时，还并不知道那树的名称，是回到家里，问起父亲，父亲告诉他的。父亲还把动物园的沿革娓娓道来，他这才知道，那片地方，原来叫作“三贝子花园”，清代皇帝给皇族男子封爵，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等，那地方曾归一位排行第三的贝子所有。跟正儿八经的贵族园林相比，这花园里建筑不多，人工雕琢的处所也少，野景为主，野趣迷人。晚清时此地先成为“农事实验场”，引进了一些外国植物，钻天杨原产地是美国，想必就是那时候引种的。后来，又在其东部成立了“万牲园”，从国外买进了一批动物，乘海轮先运到塘沽，再运进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动物园增添了许多珍奇动物，但大体还保持着“东动西植”的格局。
那次春游以后，语文老师让大家写篇游记，他没有写看动物的感想，写的是看钻天杨后受到的启发鼓舞。发作文那天，他惴惴不安，老师会把他的作文当成“跑题”的反面典型吗？出乎他的意料，语文老师在表扬了好几篇写看动物写得好的作文以后，最后也念了他的作文，而且说了这样的话：“有两种‘出格’，一种是破坏性的，于人于己都不好；另一种是‘建设性出格’，或者，虽然还谈不到是一定建设出了什么新东西，但是，起码是一种好心好意的实验，我们可以叫他作‘实验性出格’，这是应该被鼓励的……”他至今感念那位语文老师的指点与鼓励，他到动物园里最深刻的感受却是看到了特别的植物，他那“出格”的个性，能永葆是建设性或者实验性的吗？
在这座拥有世界一流的动物园的都会里，少年已经穿越沧桑岁月，成为一位老人。前些天他和老伴一起，重游那承载着他们太多生命记忆的地方，他们把逛动物园的乐趣，更多地放在了观植物上。好多的柿子树，殷红的叶片落在绿草上，金黄的柿子缀满枝；金银木那凤尾般的枝冠上，结出红珊瑚般的小果实；那株枝条披拂的高柳，一定望见过慈禧太后前往畅观楼的轿子仪仗；那巨塔般的墨蓝色雪松，在沉思着什么？……啊，钻天杨，它们还在！只是更粗壮、钻得更高了。他就跟老伴说，见到这钻天杨，就又一次意识到：学无止境，思无终点。他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乾隆中期，这地方被叫作环溪别墅，那位“三贝子”死后，这片花园一度为富察明义拥有，这位字我斋的明义，看到过一部来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下二十首题咏，收入到自己编就的《绿烟琐窗集》里，非常值得研究。
退休了，无工作任务了，但不忘当年语文老师的鼓励，在阅读古典名著的过程里，产生一些新憬悟，公之于众，分享心得，共同讨论。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如今在钻天杨面前，庆幸自己仍有一颗不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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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财至贵
整理旧照片，其中一部分是一九八七年第一次访美时拍摄的。那时候刚拥有“傻瓜机”，又置身在感觉无比新奇的“西洋景”里，所以拍得特别多，几年前也曾挑出一部分进行扫描，存放到了电脑里，不过挑出的几乎全是“外景”，意在通过典型的美国风光增强那次访问的异国记忆。室内与别人的合影少部分插在了相册里，多数放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这次着重整理的，就是牛皮纸口袋里的那些，其中一张原本没怎么特别留意的，这回忽然让我眼热，凝视良久。
那张室内照，我居中间，两边各一位先生。人像颇大，显露出的背景不多，但我还是很容易回忆起来，那是在当时《华侨日报》总编辑谭先生家中。当时他家位于百老汇街南段的一座高楼里，他在家里为我到访安排了一个大型的“派对”。那种格局的公寓，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见识，它一端是敞开式厨房，然后是开放式餐厅，再往下是用沙发围成的第一会客区，然后是敞开式书房及第二会客区，最后是一架三角钢琴占据的演奏区，这些连起来大约有三百平米空间的各活动区域之间，绝无墙壁隔断，两面都是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将那曼哈顿的万丈红尘展露无余。后来他请我到他家小住数日，才发现书房一侧有个通道，穿过去，才是他们的卧室、儿童间和客房。
谭总编家里那宽敞的空间，邀几十位来宾参加“派对”并无拥挤感。餐桌上摆满酒水小点以及热菜主食，宾客自取，随意组合，或坐或立，谈笑风生，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夜深，最后窗外满是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以及远近摩天楼的万窗灯火。
那天我是主客，参加“派对”的洋人不多，满眼同胞，当然，有的已经加入美国籍，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其中大部分是文化人。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开初，我惹了事，王蒙在他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里有所叙述，可参看，这里不多说。我惹的事我承担，这本来是个局部的问题，没想到一时搞得很大，以至海外反应强烈，甚至对中国究竟还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有所担心。在美同胞自然也都关切，到了下半年，形势明朗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无改变，《华侨日报》向我发出邀请，有关部门批准成行，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第一场演讲，我的题目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以一九七七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始，个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过程里的体会，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无论如何，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会改变。那天的“派对”，就在哥大演讲的当晚举办。气氛很热烈。许多来宾约我合影，我把“傻瓜机”交给谭总编，他拍了许多。
如今我凝视的那张照片，左边那位分明是音乐家谭盾，右边那位，无疑是画家陈逸飞。谭盾那时侯正在纽约攻音乐博士学位，他的一些刻意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曲式的创新之作已经问世，并且已经获得了国际奖项。陈逸飞那时已经开始以中西合璧的画风在美国获得非同一般的知音。但是，我要承认，当时我对他们知之甚少，虽然后来他们名气越来越大。我也记得他们曾参加过那次“派对”，但我对是否与他们合过影，始终不曾有深刻印象。恰巧这回整理旧相片前，电视台刚播出一台有谭盾参加的节目，因此翻检到那张旧照片，就觉得怎么如此眼熟啊？帮我一起整理的年轻朋友说：“呀！双名人啊！”他指出那边一位是陈逸飞，陈逸飞前岁英年早逝，对他的报导尤多，他的相貌我已熟悉，对照二十年前合拍的照片，就是此人！望着照片，我感慨万端。
在电视节目里主持人问谭盾：“你最珍视的财产是什么？”他回答说：“想象力。”二十年过去，谭盾脱去青涩，精壮成熟。想象力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财啊！陈逸飞的想象力不仅体现在静止的油画，还体现在自编自导的电影里。可惜他未拍完《理发师》就仙去。人最宝贵的财产确实是心财。当年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挨过来与我合影，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翻阅着那天所有的合影，觉得人虽各异，情却相通，就是他们都愿意以一种言语以外的善意，来支持一个定居北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的写作者和文学编辑。通过祝福我来祝福亲爱的祖国，再不要折腾来折腾去，把强国的步子迈得更坚决更稳妥。摩挲着旧照片，一股热流贯通全身：善意，革新，坚持，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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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抖腿到凝神
我小时候绝非神童而是顽童。四五岁的时候，在重庆，父母常带我和兄姊去看厉家班的京剧。厉家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最出色的戏班。“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并坐观赏过厉家班的演出。但那时侯我看不懂京剧，在哐哐哐的锣鼓声中，坐在大人膝上，兴奋莫名而已。八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新中国有了新剧场和新式演出。有趣的是，父母都很适应京剧的新式台风，我却偏冥顽不灵。有回他们带我去看戏，我在座位上扭股糖似的不安生，哼哼唧唧地无理取闹：“我要看茶壶嘛！怎么老没茶壶嘛！”原来旧式京剧演出，主要演员唱完一段或数段，就会有一位穿长衫的人端着一个小茶壶，出来喂歇气的演员饮茶润喉，行话叫“饮场”。虽说京剧是大写意的虚拟手法，但“饮场”毕竟破坏了剧情的连贯，而且，你想想，无论是即将碰碑的杨继业，还是带枷发配路上的苏三，观众正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却忽然一段唱完有人来给他们喂茶，如此享受，作何解释？除了“饮场”，旧时还有“检场”，比如《三堂会审》，苏三跪下前会有穿长衫的人来为她放下软垫，终于唱完站起来后那人又会出来取走那个软垫。我小哥很早就是票友，攻梅派青衣，他在家里自排《三堂会审》，我就总盼着当“检场”的给他放椅垫，后来他很不耐烦，翘起右手食指“嘟”地一声将我斥退。
看京剧，起初我只爱看三种剧目。一种是开打的，《三岔口》那种“冷打”不甚喜欢，最喜欢的是锣鼓喧天中满台扎靠背旗摆翎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