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京剧，起初我只爱看三种剧目。一种是开打的，《三岔口》那种“冷打”不甚喜欢，最喜欢的是锣鼓喧天中满台扎靠背旗摆翎的武生花面，耍着大刀斧钺双锤双锏，激战得不亦乐乎，而且当中还一定穿插许多小兵的筋斗连翻，每当锣鼓顿止，台上诸战将凛然定格亮相，我也会和大人内行一样使劲鼓掌。第二种是旦角戏，但《武家坡》那种青衫贫相的旦角不懂得欣赏；《贵妃醉酒》那样的宫妆又觉得累赘；最喜欢的是《凤还巢》里程雪娥那类的装扮，头上许多饰物在灯光下闪烁如星，更有那衣衫上绣出的大朵牡丹或七彩珍禽艳丽夺目，如有这样的“阿姨”（刚到北京还不习惯使用“阿姨”一词）贯穿全出，则剧情已在其次，小小的心，完全被其华光异彩所迷惑。第三种是剧情层次分明的“整戏”，如《三打祝家庄》，有悬念，有跌宕，小孩子也能看得明白。
十来岁的时候，跟家长去看戏，大体上坐得住了，但如果是沉闷的折子戏，前后剧情不明，只有一个衣衫素净的老旦或老生在台上咿咿呀呀许久，我不耐烦，不由得左腿便连续抖动，母亲一般总坐在我左边，她就会眼睛盯住台上，右手默默地按住我的左腿，或者更轻拍几下，以示制止，有一回我仍顽固地抖腿，她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责备：“幺幺，不可以！”那时的剧场基本上都是铁木结合的连体椅，我的抖动，使附近坐席上的观众也感觉到了，妨碍他们静心赏戏。记得那回观戏到家，父母跟我郑重地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无论看得懂看不懂，要尊重演员的演出和同场观赏的人士，而且，艺术这个东西，你以一份虔诚的尊重进入，久而久之，原来不知其味，渐渐可以品出醇厚的美味。在父母兄姊的指点带动下，我不但逐渐改掉了在剧场里抖腿的臭毛病，像边看边吃零食呀，非把没喝完的汽水带回座位、一不留神把搁在脚下的瓶子碰倒滚动咣当当响呀，没到半场休息就非要挤出大半排去如厕呀，等等行为也都逐渐克服。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以欣赏京剧来说，我算得上基本入门了。像老旦戏《傅氏发配》、骐派老生戏《徐策跑城》。场面并不华美热闹而心理冲突细腻复杂的《二堂舍子》等我都能凝神观赏、品出味道了。
现在影视网络文化发达，像在露天或体育馆里举办的歌星大型演唱会，我也将其划入此类视听文化的范畴，古典意义上的剧场演出，相对式微，京剧和其他戏曲都不够景气，连“大剧场话剧”也比较萧条，“小剧场话剧”虽然活跃却又“星火”难以“燎原”，倒是音乐会和芭蕾舞等品种较为热络。但以我身临现场的感受，总难获得一个“虔诚尊重”的欣赏氛围，不管演出前怎样广播提醒，演出时总有手机彩铃声响起、闪光灯明灭；有的年轻恋人是观赏为次欢聚为主；或演出间进进出出，零食不断；或坐席上姿态做派不雅；有的年轻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却又不会教育指点，台上音乐偶像献艺，台下幼龙雏凤比抖腿还要嬉皮。
愿以母亲留下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供大家参考：要像爱惜每一篇字纸一样，珍惜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每一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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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八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译介它，是认为内容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老人尴尬处境的进步意义。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出版社将其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于是加印几次，达到很大的一个印数。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工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十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着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给她解释，中国人口那么多，十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当时重印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刷的册数就要多许多。这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而且，我从一九八六年后半年起，编制也不在专业作家系列，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
谢幕与终曲
至今回想起母亲，在剧场演出结束后，那样重视演员谢幕的表现，还不禁感动。
她不仅会随着大家一起鼓掌，微笑地仰望着走到台沿谢幕的演员，还总是嘴里喃喃有词，发出些感叹赞扬，仿佛人家会听得见似的。她总属于把掌声坚持到最后，直到幕布合拢再不掀开，才意犹未竟地离场的那批铁杆戏迷之一。不等回到家中，在公共汽车上，她就会抿着嘴笑，跟家里人宣布：“今天谢幕六次啊。真精彩呀。”或者说：“别看今天谢幕才三回。其实也很了不起。”她很少有对演出不满意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因为剧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父亲只爱看京剧，母亲除了京剧，其他剧种比如评剧、曲剧、河北梆子也都喜欢，而且也很爱看话剧，我小时候跟母亲进剧场观剧的次数最多。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当然首先是对演员有一份浓酽的尊重。她说过嘛，应该像爱惜每一篇字纸那样，珍惜每一回观看到的演出。但那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礼貌。母亲有感悟艺术的天性。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孙维世导演的，金山主演。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阴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小小的心于是琢磨起来：景色那么美，穿的、吃的、住的那么好，可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快活？……当然，整出戏演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