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
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
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甚至这个变化之大让许多人诧异地疑问：他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读解：轮流坐庄制。
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后商”的突然变化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如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
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
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发生改变，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术圈内以为是中国的独特礼制，实际上类似习俗西方早有。在与此基本同期，欧洲远至爱尔兰，近至意大利，德国，尤其是古埃及，只要刻意寻找都有类似发现，只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尤其是隧礼在埃及这里明白无误出现，并且，隧道越长威望越高，其集大成者在“国王谷” ，时间也与中国基本同期。
在国王谷出现之前，古埃及皇室使用金字塔，他们与中国商周几乎同时改换为有漫长隧道的墓室。中国想必一直同样模仿使用了金字塔，不过质材与大小差别很大而已，夏前诸多传说是“台”。后商开始，隧礼出现，埋在地下，地面上的金字塔形状实质上在中国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据说到宋朝才改为圆形宝顶。中国从后商开始，可能结合了金字塔与隧礼，上有金字塔但却很小，下有隧礼但却短得可以考虑为下葬的通道。古埃及的隧道长度有时达上百米，中国皇室的一般则长十几米，偶尔我猜想这是不是不敢昝越的一种表示，所以后商人把长度加在侧面的几条隧道上，成为一种古埃及人并不使用的“十”字墓地。
后商的诸多变化让我怀疑，是商的统治集团被注入了新的成员才导致了突然的许多变化。我还是怀疑这个新成员或许与周有关。从文化传承上看，后商与周实在衔接太密切了。
商朝各种各样的鸟造型很盛。据说，在中东一带鹰是女性的象征，尤其是女性权威的象征。同时鹰也是王权的象征。由于在奢华的妇好墓中发现了多种鹰造型，我坚持认为，假如妇好不是一位女王那么她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王权身份，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王妃。假如以后的考古证明她是直接派到中国的某位西方皇家代表我也不会诧异。
有人认为商朝出现的饕餮纹与沿海比如良渚的器物之间有联系，最初我认为这太牵强附会，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我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且我认为他们的相同点是“眼睛崇拜”。良渚玉器中常见的一种是眼睛状物品，饕餮的重要特征也是眼睛而不是其它五官。我希望再把这个“牵强附会”的源头拉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那里去，他们有“眼睛崇拜”。当然，全球眼睛崇拜现象很普遍，只是那里更盛一些而已。比如埃及的“何露丝之眼”，中国夏朝与三星堆器物中出现的眼睛符号，都可以看作是共同的一种眼睛崇拜。
尽管商与沿海许多文化有牵连，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与西北仰韶文化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夏商与沿海似乎还并不成为绝对的同一体。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是联合结盟了，比如，黑陶、鼎、鬲等属于旧的沿海文明，但外来的“商人”却可以以青铜技术获得与他们结盟的权利。我们不能看到某些文明痕迹在一起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本来同源的，也可能是外来突然融入的。
关注商朝（2）
中国至今也没有发现青铜冶炼的探索期，应该是有人带他们进来，而进来的新人一定获得了利益，起码在黄河流域就是夏人和商人。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原来的早期土著他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利益。
在长江流域另外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青铜携带者，他们或许也有修建家谱的习惯，但是由于南方从来并非帝王所在之地，丛林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身影。北方却由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先帝王迹一再得到追寻而强化，所以只有夏商留在史册。
与青铜一样令人怀疑的高科技在中国的突然出现，还有马车的出现。后商非常明确有马车出现，比如在殷墟已经有车马坑出现，有人怀疑夏朝可能也有马车，不过还不肯定。或许我们可以怀疑马车随着青铜器一起进入中国。既然进来一种，何不同时一起进来呢。但这确实还是个疑问。
作为商代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影响巨大，他在此书345…346页说：“中国北部的文化发展序列现在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很长的文化序列开始于新石器早期的转变，最终导致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有文字文明能够的产生。应当肯定，这个序列还存在缺环，我们期待着将来的考古资料使这个序列得到充实，但现有的资料足以使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社会演变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中国是‘本地起源’这一基本共识”。
但我觉得这个“共识”来得太早了，正如张光直先生自己在“商与古代社会中的纯洁性”问题所提示的，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字的“缺环“就无法从本地内部予以圆满的解释，商文明何以存在于东南沿海也是个疑问，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比较与分析。张先生此书尽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可惜写于近30年前的1978年，距今又有大量的文物与考证出现，许多概念得到根本改变或推翻。
张先生提到的“序列”也是许多本地起源说者所看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序列象一条编织完美的麻绳，从外部看他们是“独立”的，并且是那样长，想多长就有多长。粗心的人你找不到接口，但是懂得编织麻绳原理的人都应该明白，麻绳不是由外表看起来那样长的麻纤维编织起来的，他们是一点一点续接起来的。麻绳的长度与组成的麻纤维的长度无关。“本地起源说”者注重的是麻绳的外观，而“西来说”者却意在指出看似完整的麻绳其实是由一条条新的短纤维遍织起来的。他们就角度上有根本的区别。
我认为在DNA技术应用之后，许多旧观念得到了颠覆，这是发生在近几年的新鲜事。假如我们承认人类主流是从非洲出来的，那么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必须经由中东才能走出来。
看来张先生并不排斥中国接受了一定的外来影响，只是他认为没有达到我认为的程度。他说：“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排斥传播说，否认它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不过传播是不能如此轻易地排斥在外的。”他在同一页还说：“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其它各地的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这些文明的推动。之中接受的最好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中东。”
在谈到商朝的王系可能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风俗习惯时，实际上这个态度本身就说明张光直先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中国文明独立说”。他说 ：“具有开阔视野的严肃的商史学家，如果存有客观的心理，并不认为商史、商制都已搞清楚，不必再行研究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现那些民族学上描述轮流继承制度方面的资料，尤其是马来半岛（Malaya）、蔼理斯岛（Ellis ）的弗他弗尼（Futafuni）、尤宁群岛的法考福（Fakaofo ）、太平洋岛屿中的罗图马岛（Rotuma）等地区的有关资料，对商代制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同时还会发现这些王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还说不定可以搭上些亲戚关系，他们的王制，尤其值得注意。”
张光直有关商王多支王族轮流坐庄的说法恰合了我的设想，中国商朝并不是由单一势力组成，而是多民族多势力的集合。并且，他把中国东部文化的视野引向概括的太平洋以及南岛文化区域，这是我极为赞赏的。由于他长期在台湾参加考古工作，这方面他是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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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朝
张光直先生或许更赞同周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西方人多持此论。“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的终结，是中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