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太好了。”
他俩又骑上车走了，可这回沉静得多。狂欢的气氛已经消失，他俩各自想心事，想的多半是对方。他俩驰近纳汉特时，她看到地岬尖端一株可爱的老树下他选中的地点，她高兴他俩的旅程终于到头了。
“哦，迈克尔，这里真美。”
“可不是吗？”他俩坐在一块柔软的草坪上，前面延伸出那条狭长的沙带。他俩凝视远处一道长长的波浪在水面下的暗礁上碰得粉碎。“我早想带你来这里了。”
“我高兴你到底带我来了。”他俩默默地坐着，手拉着手，南希突然站起身来。
“干吗站起来？”
“我有点事。”
“到那边，树丛后面去。”
“不是的，讨厌鬼。不是那事。”她已奔向海滩上一处地方。他缓缓跟在后面，不知她想干什么。她跑到一块大石头前停下，一心一意推那石块，石块可丝毫不动。
“来吧，小傻瓜，我来帮你。你推这干什么？”他莫名其妙。
“我只想挪开一会……那儿。”迈克尔使劲推，石块到底挪动了，向后滚去，露也沙中的凹坑。她迅速解下晶莹的蓝色小珠，在手里握了一会儿，闭上眼睛放开手，让珠子落入石块底下的沙子里。“好了，把石块挪回来。”
“压在珠子上面吗？”
她点点头，两眼离不开那些闪烁的蓝色玻璃珠。“这串珠子就是我们的信物，有形的信物，只要这石块在，这海滩在，这些树木在，就严严实实地埋在下面。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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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1）
（一）凶手
埃米利奥·博西
早在星期天我就可以把他送上绞架了；只是我还不想毁了上帝赐于他的好日子。
莫赖利并没有走上绞架，我却成了范内蒂家的不速之客。
我还从未上过他家。在范内蒂看来，与他的记者们私下往来，无异于传染病人近身，远避为妙。他在帕里奥列的别墅坐落在达官贵人住宅区。大客厅里悬挂着先祖们的肖像。当然，不会是他自家的老祖宗。
时间尚早，但范内蒂已穿上了硬衬领高高的黑西装，煞象一个退休教士。他隐忍，然而透过威凛，并不是一具毫无情感、离群索居的人形皮囊。
“我掌握着杀死赫尔妲·恩齐安的凶手。”我说。
他差一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这是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椅子，或许还是马罗克款式呢，不过，任怎么说，坐着也不舒服。
“您怎么找到他的？”他问。
“记者的幸运。”我答。
在范内蒂看来，幸运意味着有德行，而不幸则表明有罪过，对一个倒霉的记者立时打发他滚蛋，这是他用人的高招。
总而言之，我只想告诉他：我有运气，如此而已。不过，后来我还是对他细说了。我的妹妹菲奥赖拉，今年二十岁，两星期前参加了一次嬉皮士行动。策札雷贝萨里亚街上的一幢房子需拆除，屋主人没有用推土机，却请了一批嬉皮士来一显身手。莫奥赖拉是个嬉皮士，靠我生活。那幢房子在他们手里顷刻之间成了废墟一堆。好个嬉皮士行动！有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敢情是嬉皮士中的老来少，他也参与了这次行动，期间向她大献缺勤。他主动伴送她乘出租汽车回家。车上，竟出其不意地动手想把她扼死。可她连一句违拗他的话也未说过。而且，当时还有出租汽车司机在场，真是叫人莫名其妙。这一切，她是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告诉我的。
“还有呢？”范内蒂问。
“据菲奥赖拉形容，”我接着说：此人年约六十，高挑个儿，架着一副眼镜，前冲着额头象外大思想家。最明显的特征是：毛蓬蓬的两道浓眉在鼻梁上方长得几乎连成一片。一顶棒球帽的帽檐箍在头发上。那外表与发生凶杀那幢楼房里人们所形容的凶手模样完全相同。他曾向菲奥赖拉作过自我介绍。乍听之下，我有点儿丧气，因为凶手惯常是不会自己通报真名实姓的。他的姓名是：奥赖利奥·莫赖利，作家。
“我可没听说过这名字。”范内蒂说。仿佛他熟识所有作家似的，可事实上，他的阅读范围只限于由他出版的作家。
赫尔坦·恩齐安曾对那个叫康特莎的酒吧女郎说过，有一个“诗人”在追求她。是一个年纪不小的男人。还有，西西里亚街拐角那爿鞋铺的一个伙计也谈起过一个“两眉浓密”的人。这次谋杀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正如企图加害菲奥赖拉一样。
“想当然吧。”范内蒂说。
怎么才叫不“想当然”呢？赫尔坦·恩齐安被扼杀时，我并不在场。后来，我本有机会摄下莫赖利的相片，也可以拿着它去四下张扬，但这等于给警察通风报信。我此番登门并非是来尽社会治安者的职责的。真是无巧不成书：世间偏多干练的罪犯和无能的警察。在那些警察看来，要是有一个酒吧女郎被害，总会与一个姘夫有关，好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眼下，他们正在追踪一个电影制片人，因为年纪大的电影制片人不乏其人，而上了年纪的姘夫却不多见。
“当然您是想去告发他罗。”范内蒂说。
其实，他完全明白我根本没有那样高尚的心地。让我把高尚心地暂且留着，待到下星期一在莫赖利面前去显露吧。范内蒂装聋作哑的意图不难理解：他只是希望借用我的嘴说出那些并不太正大光明的通盘打算。
他有着道德上的顾忌。他端坐在那幅先祖的肖像下，装出一副内疚的神情。
缺德生财。而缺德的事情，范内蒂总是借别人的手去做。“那我另找别的杂志去吧。”我说。“可千万别这样。”他急了。
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酬金额，一笔完全不符合道德标准的酬金。倒霉的人要上刀山入火海，交运的人则享高薪厚禄。“没说的，到时世界版权也得有我的一份。”我补充道。
“要是事未成功，他说被捕了呢？”范内蒂问。
网（2）
“这我来筹划，”我回说，“委托一个作家写自己的回忆录终归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您委托他写？”他问。
“由您付钱。”我说，“改编电影的收入咱俩对分。”
“四六折，”范内蒂说，“一应杂费由我承担。”听范内蒂张口提条件，我觉得是一种美滋滋的享受。
“一俟他的手稿到手，我就告发他。”我说。
“你告发他。”范内蒂重复了一句，似乎颇不忍心似的，真可称得上那个把耶稣钉上十安架的彼拉多的门徒。
“如果警察过早地没收了回忆录，我们将无从知道他写了些什么。”我说，“我们会措手不及的。”
“是啊，正是这样。”他说。
“与凶杀有联系的一切，当然要拿到了全部回忆录的手稿后才能知道。”我说。
“是啊。”范内蒂说。
接着，我们又为我们间的契约争执了一通，为杂费多少也进行了唇枪舌战。范内蒂总是在不该省钱的地方抠得要命。
他象一个修道院的长者陪同着一位老香客，直把我送到花园大门口。平时在办公室，他见了我，从不知在他的写安台前略欠一下身子。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如此动情：是我发现了凶手呢，还是我索取的分成比例。
星期一下午三点，我驱车赴莫赖利那儿，真巧，天下着雨，老天爷在帮忙，就像千篇一律的蹩脚新闻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巧极了。
莫赖利的住所在城郊的一个住宅区，那还是墨索里尼时代建造的超级住宅区呢，其实用价值早已如庞贝古城，老朽了。大理石的钟板是整幢房屋唯一的奢侈装饰品，看去犹如西西里亚村庄到处可见的考究墓碑。可怜的奥赖利奥？莫赖利，他是博士，这是千真万确的。对杀害酒吧女郎的凶手来说，这无疑是块很好的挡箭牌。
我已整整盯了他两个星期的梢，尽管如此，仍难以捉摸他的行踪。他生于1909年8月8日，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看来得见机行事。我暗自叮嘱自己：得顺藤摸瓜，追究根底。菲奥赖拉说他有六十岁左右，那是因为在嬉皮士的狂热行动中没有一个人是不见老的。可以说，每一个超过二十岁的人在疯疯癫癫的嬉皮士行动中看起来起码得有六十岁。看他的外表并不象是会扼死酒吧女郎的那种人。一副穷酸相。莫非是个落魄书生？天晓得！他两鬓灰白，鼻子粗大，一副无镶边眼镜象两块单镜片，两道浓眉仿佛一丛杂草，那脸相好象会说话似的。
“埃米利奥？博西，《那时候》画报的。”我自我介绍说。
“我不读画报。”他回答。
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张桌上至少放着六本《花花公子》画报，过期货。
两间房。起居间里摆着庭园用的轻便桌椅，大多是竹器的。还有一把绿、白红三色的条纹躺椅，这是纯粹的民族标记。墙上嵌置着一个硕大的养鱼缸。清一色的小鱼，吞吐着水沫，悠哉游哉。
“莫赖利先生，”我彬彬有礼地说，“我到您这儿来，因为我们获悉了赫尔坦？恩齐安是您杀死的。”
“我不认识赫尔坦？恩齐安。”他说。
单凭他这么说，就可以把他送上绞架。无辜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不会具体地指名道姓，只说句“我没杀人”就完了。八个星期以来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着有关赫尔坦？恩齐安的报道，把热门新闻——越南战争也挤掉了。这个赫尔坦？恩齐安活象一本有脚的电话号码簿，认识她的大有人在，但杀死她的只有一个。
“我不希望有人来找我的麻烦。”他顿了一会儿，说。
“我不是从警察局来的。”我说，“我是微服而行的圣诞老人。”
不过，说实话，现在还不是当圣诞老人的时候，首先我必须使他明白他已是瓮中之鳖。
我是赞成以诚相见的。要是满脸以诚相待的样子，谎言也能乱真。这便是坦率的妙处。
我从菲奥赖拉谈起，完全开门见山。罪人是心虚的，总是疑神疑鬼。要是正巧有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