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木库都克是古道必经之地。到清末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也曾想开辟从新疆到内地的交通复线，这或许是他追随左宗棠麾下进疆平定阿克柏叛乱时就产生的战略思想。在光绪八年（1882）新疆建省后，刘锦棠曾派部下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人实地踏勘过自玉门关到若羌的道路，他们完成任务，写出报告，但此后不久刘锦棠去职，报告就在巡抚衙门归档。直到光绪十七年陶保廉（新任巡抚陶模之子）写出《辛卯侍行记》时，才在卷六中引用了郝永刚等人的报告，其中提到了库木库都克，不过名为“沙沟”。不幸的是，一个花甲以后的1980年，由于整个罗布泊完全干涸，罗布泊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水文情况出现巨变，致使便利行人两三千年的库木库都克完全干涸，直接导致了彭加木的失踪。
除了发现尼雅遗址，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也发现过一些属于楼兰王国的古迹，他不但一一绘图，并为其作了编号，这些编号目前已为中外论著采用，从Ｌ。Ａ。到Ｌ。Ｔ。，比如Ｌ。Ａ。，就是罗布泊地区最重要的楼兰古城。Ｌ。B。则是奥尔得克遗失并找回铁锹的地点。
盖棺未能论定
1930年，斯坦因已经年近70，也许是受了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影响，他再次来新疆探险，但受阻于哈密，没有开展工作。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殷，斯坦因在阿富汗作有计划的发掘时，客死喀布尔。他被埋葬在喀布尔市郊的外国人公墓，墓碑上刻有这样简朴的铭文：
马克·奥利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著作家
通过极其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如今，由于阿富汗内战正炽，喀布尔已遭到破坏。不知这墓碑能否安然无恙地躲过这次劫难。不管怎么说，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属于“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1）
探险考察的新视角
1903年夏天，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沃思·亨廷顿初次进入中亚。1905~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深入塔里木，为解读自然环境以及气候的变化，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择了以发现一系列沙埋古城而引起举世关注的新疆塔里木，作为工作的主现场。
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从克什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在和田河上游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屋脊”背面（北面）的大地，途中与中国的游牧民相逢使他产生了错觉，仿佛仍然身在克什米尔。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塔里木开阔、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这时，斯坦因正在克什米尔面对雪峰修订《古代和阗》。
9个月时间里，亨廷顿基本沿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由南向北一路前行，陆续探访了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精绝、瓦石峡、楼兰古城……古城、古迹，在他看来是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关系的例证，塔里木古老的绿洲总是沿内陆河分布，新的绿洲往往在古遗址上重生。这，就是塔里木文明的年轮。
就在1905年圣诞节前，亨廷顿来到若羌县米兰镇。亨廷顿注意到，汉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20世纪初，米兰是罗布人夏季“游耕”的地方，可是一年所获，仅够15~20户食用。他依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发生演变的假设”。而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在这一区域不断变换聚落地的位置，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与斯坦因相比，他来米兰不仅要早几年，而且，他关注的不是寺院、古城、遗址，而是留下这些遗迹的是谁？面对遗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在楼兰与罗布泊这一区域的活动？
由同样一批罗布人作向导，亨廷顿也来到了楼兰古城。他是第一个在荒原发现楼兰时期墓葬的探险家。在孔雀河的古河道附近，他报道了发现楼兰人的丛葬地，也就是目前被称为“太阳墓地”的遗址。在他到达时，所谓的“太阳墓地”地面保存着丰富的木制与石质的偶像，可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再发现时，偌大墓区只剩下了一圈圈的木桩，地上的文物荡然无存。实际它的存在，正是“小河遗址”的补充说明：它们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同一个族群，同一种文明。它的存在，证明楼兰／罗布区域的原生态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开米兰，亨廷顿进一步北上，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农耕区域，在汉代都是楼兰王国的腹心之地，目前则是难以为继的老龄化绿洲。
针对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亨廷顿的议论发人深省：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垦荒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极度盐碱化造成的。
1906年2月23日，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3月中旬，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2）
一年以后，1907年7月，亨廷顿的考察纪实《亚洲的脉搏》问世。亨廷顿对塔里木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然而亨廷顿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亚洲的脉搏》是这样命题的：塔里木是“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的文明，是典型的绿洲文明、内陆文明，塔里木的内陆河，是为“心脏”供血的脉络，内陆河的丰沛枯涸，是塔里木文明的生死玄关。只要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的心脏必将坚强健康。
20世纪前期，国外出版过许多中国西部探险书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阅读热点。中亚探险考察家们，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创的写作模式：每次考察结束，总要写两本同题材的书，一本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险记。亨廷顿的科学报告是《气候与文明》，通俗探险记则是《亚洲的脉搏》。与从历史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相比，《亚洲的脉搏》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地理学家为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关系——特设的布景。
探险家与探险著作
中外众多“寻访梦幻的古都”楼兰的探险家里，日本释子橘瑞超是出道时最年轻的一个，1908年参加大谷探险队来华时，年仅18岁。他先后两次来西域探险，第一次在1908——1909年，第二次为1910——1914年。他以年轻人的果断、干练，克服了许多困难，所获亦丰，但是由于没有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那样重视对探险报告的撰写，所以他的探险经历本身还有许多地方弄不清楚，构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知名度。
就斯文·赫定而言，他的探险报告几乎比他的成果本身更有影响。他每次探险归来，第一件事就是介绍探险成果，撰写有关著作，到后来，他还在探险中，其报告就已出版并引起轰动。比方他还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滞留在乌鲁木齐，出版商就根据他的书信、日记为他编成《戈壁沙漠横渡记》（20世纪30年代的中译本名为《长征记》），以英、瑞、德几种文字出版。除科学报告之外，他们都重视写作与之配套的通俗游记。比方斯坦因第一次西域探险结束后，出版了科学报告《古代和阗》，同时还写了另一本游记式的作品《沙埋和阗》。就橘瑞超而言，在探险中他一直以赫定及斯坦因的后辈自居，但终其一生，他没有写出任何一篇有关自己第一次探险的文字，第二次探险归来，也只是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亚探险》，内容只相当于六七万中文字。这样，外界对他的探险经历的了解，当然要粗浅得多。而且不幸的是，在1924年，由于暂居的兴善寺失火被烧毁，橘氏的探险日记几乎全部烧光，仅余的有关第一次探险（1909年６月17日~６月23日）的一点点内容，于1927年４月刊登在日本佛教刊物《大乘》上。他对于楼兰古城的探险，据我所见只有《中亚探险》第69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第一次探险，实地考察了斯文·赫定博士所说古代楼兰遗址，获得了许多发掘品，在其南面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两位博士（指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没有到过的两处古代遗址，遗憾的是，没有获得能够确定楼兰地位的材料。 。。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3）
由于此行橘瑞超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而关于这些文书的发现过程又是至今学界争论不休的题目，所以仅有以上那几句话，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如此，年轻的橘瑞超曾成功地抵达了人迹罕至的楼兰古城，并获得了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大量文物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史实。
橘瑞超怎样找到楼兰古城
那么，初到罗布荒原的橘瑞超怎么能够单枪匹马地找到楼兰而没有迷路，就成了解决《李柏文书》之谜的一个前提。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时，日本代表、专门从事西域探险史研究的金子民雄先生发表了题作《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的论文，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简言之，是斯文·赫定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