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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民雄的论文主体部分，是介绍了自己于1968年橘瑞超去世前不久，在其名古屋寓所与他的一次长谈。
忘记密码的密电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橘瑞超一反往常不愿涉及这些探险往事的态度，认真、详尽地回忆了当年探访楼兰的经过，并出示了一封60年前的电报。
1908年12月，橘瑞超在吐鲁番作去楼兰的准备，意外地收到了探险队实际领导者大谷光瑞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寄吐鲁番 橘瑞超先生收
２５８８ ９０级 ２５９０ ４１级 我们谈起你。有一石塔位于东西１６５，找到它，现寄去钱 收到继续发掘 ２６０有错
大谷光瑞
1908年12月13日于东京
电报是用橘瑞超与大谷共同商定的密码拍发的，但时过60年，橘瑞超早已记不起密码怎样解密，换句话说，连收电人也忘掉它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2588”、“2590”是楼兰古城的经纬度（当时赫定所测有一定的误差）。正是由此电通报了当时只有赫定才知道的楼兰古城（即斯坦因的Ｌ。Ａ。）经纬度，橘瑞超才于次年１月自吐鲁番前往库尔勒，然后只身经卡尔克里克（即今若羌县城所在地）前往米兰。1909年３月，他由米兰向北，如斯坦因一样，果敢地与赫定逆向前往楼兰。当然，出发时他要比斯坦因更有把握，因为楼兰古城／Ｌ。Ａ。的经纬度坐标就揣在他兜里。
下一个问题是，大谷怎么弄到这个超级机密的呢？原来，1908年10月由大谷光瑞伯爵发起，策动日本东京地理协会出面邀请从西藏进入印度正准备回国的斯文·赫定访日。12月2日，在西本愿寺，大谷招待了赫定，并作了倾谈。趁此机会，大谷从赫定口中探问出楼兰的坐标，并了解了有关的注意事项，这样，就等于把楼兰城的城门钥匙赠给了远在中国，只身涉险的出家人、年轻的橘瑞超。
从楼兰古城及附近地区全身而返，橘瑞超曾到伦敦访问先行者斯坦因。他们讨论了有关楼兰古城/的背景，斯坦因明确反对把定为楼兰王国国都，认为国都应在此南很远的地方，也许是若羌的卡尔克里克古城。当场，橘瑞超为斯坦因出示了他在罗泊荒原发现的《李柏文书》。所谓“李柏文书”是指前凉王朝驻此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几封信稿等一组文书，其中基本完整的有两封信。
《李柏文书》是在楼兰发现的最重要的汉文文书，有关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大玛札和古国精绝
橘瑞超的第二次西域探险，楼兰地区仍是其关注的中心。早在读斯坦因第二次新疆探险的报告时，橘瑞超便获悉了尼雅等地的重要发现，于是，步其后尘在尼雅、安得悦（即今安迪尔河）作了发掘。也许因为他是个虔诚的释子吧，他对那个伊斯兰教圣地伊玛目加帕萨迪克大玛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11年年底，他从克里雅（即今于田）赴尼雅（即今民丰），自尼雅出发3天之后，就抵达了加帕萨迪克大玛札所在地帕西木村。这次没有扎营于此，但是他回忆起第一次探险时在这儿的休整、停留。大玛札在一个高约70公尺的沙山顶上，沙山脚下，有个平如镜面的水池，那是朝圣人的“圣池”。附近千年古树参天，浓阴如盖，然而透过枝叶，四面望去都是接天流沙。
橘瑞超在其《中亚探险》一书中说：
在中亚有玛札存在的地方，一定是昔日宗教战争激烈的地方，被祭祀的所谓英雄，以消灭佛教为目的，从遥远的阿拉伯、波斯多次远征，最终战死沙场。在玛札附近，有被他们破坏的佛教寺院或古城址并存，是明摆着的事实。斯坦因博士和我根据当地居民的传说，在玛札附近进行发掘，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化解宗教为历史”的议论，从理论上讲完全正确，而且颇有超拔之感，新疆南部时见将伊斯兰教寺院建于佛寺之上的现象。然而，针对具体情况而言，这里边尚有一点儿偏差。尼雅遗址也好，安得悦一带的古城也好，那都不是毁于穆斯林的“圣战”，他们的废弃原因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出于“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的“总纲”。
橘瑞超是为了证实玄奘取经的过程而来到塔里木的。关于楼兰／罗布泊，他的发现往往被忽略。可是，他的存在，使楼兰／罗布泊探险多了一个支撑点。在20世纪前期的探险家中，只有他是为了追踪佛教传播的足迹走进罗布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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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1）
深入罗布无人区的孤军
也许是由于斯文·赫定是团长之一，中瑞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一开始活动，就把着眼点放到了楼兰/罗布泊地区。其中参加楼兰考古调查的团员有中国学者黄文弼、瑞典学者贝格曼。而在罗布泊地区从事科学考察的，则有中国学者陈宗器，瑞典学者那林、霍涅尔、安博特。他们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
中国现代西域考古的奠基人黄文弼，字仲良，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自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考古学，成为北大考古学会的第一批会员。1927年，中瑞联合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双方议定，考查团应有5名中国学者，黄文弼是其中的考古学家。1927年5月9日，他随团离开北京，前往蒙新广袤的荒野。在出发当天，黄文弼在日记中写道：“而余遂走上征途，接受自然界的知识，与俯首窗下，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暂别矣！”
在内蒙古、新疆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他不畏严寒酷暑，独当一面地积极工作，成为成就卓著的中方团员之一。此后，一再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提高自己的野外工作能力，以大家风范拟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土垠遗址
楼兰/罗布泊地区，是黄文弼的工作重点。1930年4月，他孤军深入条件严酷的白龙堆，罗布泊地区春天的黑风暴——“喀拉布兰”，料峭的春寒，进退失据的危机感，全被他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化解得一干二净。只要站在罗布泊板结的盐层上，他的心中就翻涌着历史感。只要身处雅丹、迈塞（风蚀土台）群里，他就不会感到孤单苦寂。在维吾尔族向导、猎人阿不都热依木（在其著作里译作“阿不都拉亦木”）协助下，他发现一个从未为探险家到过的汉代遗址，由他命名为“土垠”。他在楼兰古墓群作了发掘，收获可观。应该特意指出的是：他在土垠曾发现了70多枚汉简。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其他探险家，在这一带也曾发现过许多汉文木简或汉文文书，但年代全部是魏晋时期的遗物，而黄文弼发现的，则上起西汉元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9年~公元前12年）。把历史时期向上伸展了约300年，为汉代的楼兰地区历史提供了绝好的物证。
离开罗布泊地区，他用半年时间环绕塔里木盆地作了一次艰险困苦、前所未有的考古调查。应该特别指出，他是第一个由北向南，自沙雅起程横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国学者。
1934年5月，他第二次到罗布泊地区做考古工作。此次对土垠附近地区作了认真的调查，对汉代通过楼兰的交通线走向，有了直观的了解。
就像斯坦因一样，黄文弼也在一段古道上拾到约800枚汉代的五铢钱和铜箭镞。说真的，有了这两个实例，我倒有些怀疑这些钱币是不是真的属于意外丢失了。这似乎更像兵法的“疑兵”——让钱或兵器故意遗失，引拾捡的敌人走进歧途，来摆脱尾追的敌军。
抗日战争期间，黄文弼离开北平，到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43年再次赴甘肃、新疆考察。
荒野的召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黄文弼又于1957年率领一支考古队第四次远赴新疆。此时他已是64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但只要能去新疆，一切都不在话下。也许这就是“西域情结”吧！在罗布泊地区，他认真探查了若羌卡尔克里克古城和米兰古城。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2）
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考察过所有那时已知的新疆古迹，生前及去世后，出版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众多著述，主要著作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尤以《罗布淖尔考古记》、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最为重要。这两本书是每一个关心西域历史考古及探险史者的人必读之作。我每次捧读，都有常读常新之感。每次捧读，都深深受到黄文弼顽强意志、学识广博的感召。而每当我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考察旅行时，总觉得就追随在黄文弼身后，呼吸领悟着他的执著，他的超拔。他对西部的挚爱之情，对西域历史命运的关注，一点一滴地输入到我的血液里。
陈宗器与雅丹
我生也晚，陈宗器、黄文弼、袁复礼、徐炳昶都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辈学者，但又都以未曾亲聆教诲为憾。我是从他们的著作与事业进而“结识”他们本人的。
陈宗器先后两次到罗布泊地区工作。第一次是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地球物理学家，与瑞典同行霍涅尔自河西敦煌进入罗布泊，时在1930年12月~1931年6月；第二次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勘察团团员，与斯文·赫定一同从尉犁乘船抵达罗布泊新湖，时在1934年4月~8月。两次加起来共近一年，其中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