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注意到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等许多王族肖像（作为“供养人”而存在），我就觉得敦煌石窟必与于阗王国有特殊的“接触点”。而且我们今天已获悉，于阗、龟兹的一些名寺，也曾由汉僧住持。同时，这就对敦煌文献中会有于阗王室的某些文件，甚至是相当机密的高层文件（类似《七王子》），作出了直观的解释。这儿特别应该提到：敦煌文书之中有关于阗的汉文文书也有启示意义，比如其中有一件为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文书（）背面竟是《张匡邺牒》，而且明言：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 煌 与 寂 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活着，就在那儿讲经，凡能到达者就会立地成佛，长生不死。听到西僧的话，蒲松龄马上联想到，这就像中原僧俗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误传释迦牟尼始终在灵山雷音寺讲经。“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当相视失笑，两免跋矣”！这并不一定是“纪实文学”，也许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题作《西僧》的故事，的确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释子普遍向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探险。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7）
法显驻锡于阗：浴佛节——泼水节
比较早地到过于阗并留下经行记录的，是南北朝时的释子法显。
法显西行目的相当明确，是因为“慨（中原）律藏残缺”而到西天——印度——“寻求戒律”，这也是此后释子西行的基本动因。法显是于后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时他已60多岁。他是开始探险时年龄最大的西域探险家！西域各国当中，于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阗见闻是《法显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而于阗最让他倾心的，则是举城出动的僧俗行像活动。为等待观摩于阗行像，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
当时于阗最著名的禅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历经三代国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筑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达25丈，除佛像，连门窗都饰以金箔，丝绸之路塔里木南道6个城邦国家的国王，都以所藏无价之宝作为王新寺供养。张广达、荣新江所著《于阗佛寺志》指出，王新寺即《大唐西域记》及敦煌文书中的娑摩若寺。瞿摩帝寺，曾一度被误认为就是于阗第一寺——赞摩寺。但瞿摩帝是大乘僧寺，法显说，该寺有3000名和尚，并描写了3000名寺僧一齐用餐的肃整有序场面。
每年的四月初八日，是如来佛生日，佛国于阗一大节日就是该天举行的浴佛节——另一种意义上的“泼水节”。为庆祝佛生日，届时将有盛大的行像仪式，那实际上是一次僧俗共庆的抬佛像游行。我们此前曾介绍过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精绝行像仪式。与之相比，于阗行像规模、气势大得多。从四月初一开始，于阗各城，特别是王都，便开始打扫卫生，修整房舍，更饰市容。不但巷陌一新，连城门都张挂经帏幕布。每个寺院的行像各占一天，一直要巡行14天才停止，各寺争奇斗艳，无不竭尽全力地扩大影响。第一天行像的，就是瞿摩帝寺，该寺地位重要，连国王、王后和宫女们，都置身于该寺僧众的行列当中。瞿摩帝寺距王城三四里，寺院为每年一度的行像，特制成四轮像车，高达3丈，就像一座会行走的殿宇，车上立有一佛二菩萨，都饰以金银珠宝，非常辉煌壮丽。像车距城门百步远，由国王亲自摘掉王冠，赤裸双足，手持檀香，出门迎像。佛像入城门时，王后和宫女站在城门楼上，不停地抛撒花朵。
在法显的时代，这样壮观的佛教仪式，不但在中原，哪怕在印度也见不到了。行像给每一个如同法显一样的西行求法者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直到十三四年之后，他已身历五天竺的佛教圣地，在回忆此次西行求法过程时，于阗行像的印象一呼即出，仿佛又置身于瞿摩帝寺行像的行列当中。
唐僧留居等待唐太宗表态
西行求法高僧路经于阗并居留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著名的唐僧玄奘了。在玄奘与法显之间，另一个留下行纪的求法释子，就是北朝时的宋云。
宋云关于于阗的记载比较简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提到于阗除国王均实行火葬，并在丛葬处建佛塔以镇之，国王与王族死后则不焚尸，而是“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则对于阗的历史、宗教、民俗等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很多地方可以视为法显、宋云简略记述的具体化。
玄奘是自印度返回时路经于阗的，而他从内地赴印度时则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北道，没有路经于阗。出关后，玄奘的第一站是高昌（即今吐鲁番），受到笃信佛法的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麴文泰想留玄奘为高昌国师，但玄奘一意西行，意以绝食明志。绝食4天后，玄奘气息已弱，麴文泰只得同意放他继续西行，但要求玄奘答应返回时在高昌留住3年，受王廷供养，而且在国母张太妃主持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但贞元十八年（644），玄奘自印度赍经东归时，高昌王国被唐朝攻灭，麴文泰已死，麴氏族人都为出征主将侯君集押至长安，十几年前的许诺还在，但已无法践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8）
尽管玄奘已成一代高僧，无嗔无怨，但想到当年盛情相待的高昌王一家，心中仍不免颇为失落。他只好另走南道，先行抵达了于阗。在于阗，他滞留了近一年时间。当年他离长安西行时，唐朝尚未解西行之禁，他可以算是偷越国境者。如今回国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心中自是无底。于是，他先在于阗王挽留下住在于阗，派高昌人马玄智作为信使随商队赴长安，并带去了自己给唐太宗的“陈情表”，略述情由。这个马玄智是否是当年麴文泰派给玄奘的25个仆从之一 ，史无明文，但其人相当干练，仅七八个月，他就从于阗抵达长安，又由长安返回于阗，并带回唐太宗一封相当诚恳、热情的书信，表示将期待着与玄奘会面。这样，玄奘才又整装踏上最后的归途。
在于阗时，玄奘被安排住在修小乘学的萨婆多寺，这个寺庙位于王城之中。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渡河曾使玄奘损失了一部分得自“西天”的大藏经典，而且乘象也淹死了。这在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被脱化为“通天河之灾”。到于阗，玄奘在等待朝廷答复期间，一方面为当地僧众讲经说法，另一方面又派人远赴龟兹（即今库车）、疏勒（即今喀什噶尔）等佛国访求所佚经典，以补缺失。《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部分相当详尽，这应该与留居时间较长，较深入当地社会生活有关。
英印学者说过：没有《大唐西域记》当中有关印度古史的记载，重建印度中古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大唐西域记》当中关于于阗王国的内容，是认识佛国于阗的至关重要的一章。没有它，于阗古史很难具有“立体感”。尽管玄奘所记历来有“侈陈灵异”之议，尽管大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传说，但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生动的地域文化背景，竟使19~20世纪的探险家们在于阗/和田搞考古调查时，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玄奘在十几个世纪前所经历、描述的场景中，这真使人惊叹不置、感慨不已！
龙女与龙鼓的传说
《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的记载，以后几章还要分别介绍，这里只举“龙女与龙鼓”的传说为例，揭示玄奘在留居于阗时，积极从当地耆宿硕学口中获取口碑：
于阗王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