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领导人看到布尔什维克正从俄国渗出，威胁着他们的宗教、传统及维系社会的一切纽带。在德国和奥地利，战士和海员叛变，苏维埃工人和士兵已经在城镇夺权。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位于加拿大大草原的僻静的温尼伯都发生了大罢工。这些互不相干的革命火焰来自于地下的熊熊烈火吗？
1919年巴黎和会的和谈者认为他们在抢时间完成工作。和维也纳会议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必须重新划定欧洲地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得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自决”是和会的格言，但却无助于在互相竞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做出选择。调停人员必须充当警察同时救济饥民。可能的话，他们还必须缔造新的国家秩序以杜绝世界大战再次发生。威尔逊许诺要采用新方法保护弱者，解决争端。这次大战是耗费巨大的愚蠢之举，但或许也有好的结果。当然，调停人员必须制订条约。毫无疑问，必须惩罚德国，因为是它发动了战争（或者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战败了？），并根据和平路线规划其未来，调整其边界，以在西部补偿法国，在东部补偿新兴国家。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必须签订条约。奥匈帝国是个特殊问题，因为它已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微小的奥地利和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它们的大部分领土都划给了新兴国家。人们对和会抱有的期望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调停人代表各自的国家，由于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他们必须重视公众意见，提前考虑下一次选举，权衡满足或忽视其他国家重要意见的代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那种认为原有边界都悬而未决的想法非常普遍。巴黎和会为提出各种旧要求和新主张提供了机会。英国人和法国人私下就瓜分中东达成了一致，意大利人反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希望邻国强大。克雷孟梭对一位同僚抱怨说：“打仗比和谈容易多了。”
前言：1919年的巴黎（3）
调停人员在巴黎的几个月中硕果累累：签订对德和约，确立奥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亚和平条约的基础。在中欧和中东重新划定国界。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许多工作成果并不持久。从和会召开至今，人们一直抱怨和会耗时太久，而且并不公正。有关1919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败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非常普遍。这样说其实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力。
1919年，世界存在两种不协调的现实，一是在巴黎的调停者，另一个是普通的人民大众。诚然，调停人有陆军，有海军，但在铁路、公路及港口匮乏的地区，如小亚细亚内陆和高加索，调动军队既费时又耗力，而当时空军的力量还不足以弥补那个空缺。在欧洲中心，虽然铁路交通设施齐全，但由于秩序混乱不堪，即使有机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燃料依然不足。精明的英国将军亨利·威尔逊对劳合·乔治说：“辱骂指责这个或那个小国无济于事，罪恶的根源在于巴黎做出的决定不起作用。”
如今，美国和全世界都逐渐意识到，权力与意志密切相关：要得到权力，必须付出意志，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1919年，欧洲人的这种意志大大削弱了；大战使法国或英国或意大利领导人不能再命令其人民为权力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各国军队规模逐渐缩小，因此他们无法指望剩余的士兵和海员。各国的纳税人都希望终止耗资巨大的国外战争。只有美国尚有行动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但它当时并未意识到而且也还不够强大。可以说，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风行之前失去了一次控制欧洲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权力的变化。1945年，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各国却大大削弱了。然而在1919年，美国与欧洲强国的国力相差无几，欧洲人可以也的确忽视了美国的意志。
军队、海军、铁路、经济、意识形态及历史对理解巴黎和会都至关重要。但个人因素也非常关键，因为报告最终是人写的，决定有人做出，军队的行动也受人命令。调停人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有个人喜好，这在要人之间——尤其是齐聚巴黎的克雷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之间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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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欧洲之行（1）
1918年12月4日，乔治·华盛顿号轮船载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驶离纽约港。码头上，人头攒动，人们欢呼雀跃，鸣枪致礼；水上，拖船气笛齐鸣；空中，军用飞机和飞艇低低地盘旋。在信鸽带给亲属的信中，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深切地表达了对战后持久和平的渴望。乔治·华盛顿号曾是德国客轮，此时它缓缓驶过自由女神像，开往亚特兰大，那里，一队由驱逐舰和战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将护送满载人们希望的它驶往欧洲。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在乔治·华盛顿号上，随行的还有从美国各大学和政府筛选出的最好的专家、法国和意大利驻美大使，并携带了成箱的参考材料和专门的研究资料。在此之前，美国尚未有在任总统访问欧洲的先例。对于威尔逊此行，他的反对者们指责他违背了宪法，甚至连他的支持者也认为此番或非明智之举。他是否会因为涉足这种无休止的谈判纷争而丧失其威信呢？对此，威尔逊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他看来，赢得和平和打赢战争同等重要，也是他对渴望美好世界的欧洲人民和美国军人的义务，“这是我的责任，”在临走之前他曾对忧心忡忡的国会议员们说，“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弥补并实现他们试图用鲜血争取的东西。”然而一位愤世嫉俗的英国外交官的评论比较刻薄，在他看来，威尔逊前往巴黎就像一个初入社交圈的女生为第一次舞会而着迷一样。
在给身在欧洲的好友爱德华·豪斯的信中，威尔逊表示，希望能在制订好议和方案的轮廓之后就启程回国。由此看来，他似乎不大可能留下来参与正式的议和会议。然而事情的变化却出乎他的预料。没有人会料到，这次的预会竟会成为最终的和会，而威尔逊也在1919年的1月到6月这至关紧要的6个月中几乎从头到尾都留了下来。至于他前往巴黎出席和会是否明智，这个曾让威尔逊时代的美国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如今看来已不重要了。从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到戴维营谈判的卡特再到促成怀伊协议的克林顿，历届美国总统已惯于坐下来谈判，划分边界，并敲定和平协议。既然威尔逊已经设定了这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条件，为什么他不应该促成最终的和平呢？
虽然1912年威尔逊还不是一位外交型总统，但时势以及他本人进步的政治主张迫使他转向对外。和许多美国同胞一样，他也把大战看作以英法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尽管它们也算不上完美的民主政府），和以德国法西斯及奥匈帝国为代表的反动军阀政府之间的斗争。德国对比利时的侵略，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以及企图怂恿墨西哥向美国开战的无耻行径，促使威尔逊和美国民众向盟军靠拢。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民主革命，盟军最后一个独裁政府不复存在。虽然曾在1916年主张保持美国中立，威尔逊还是在1917年把美国卷入了战争。他坚信他的选择是对的。这一点对身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的他来说十分重要，虽然他不一定具有父亲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但却有着同样虔诚的宗教信仰。
威尔逊于1856年美国内战前夕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比如他对荣誉的执着以及对妇女和黑人慈父般的关怀，但他却接受了内战中南方战败的现实。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崇拜的英雄之一，除此之外。埃德蒙·伯克和威廉·格莱斯顿也是他的偶像。年轻时的威尔逊不但非常信奉理想主义而且胸怀大志。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四年之后，他做过一阵律师，但这段时光却并不快乐。此后，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了教书及写作生涯。1890年，他重新回到普林斯顿，成为教师队伍中的明星。1902年，在校董事会及全体师生一致赞成的情况下，他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在以后的八年中，威尔逊把普林斯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子学院发展为一所著名的大学。他重新设置课程，筹集巨额资金从全国各地引进顶尖人才来学校任教。到1910年，他已经是个全国性人物了，由保守派支持的新泽西州民主党邀请他竞选州长，威尔逊同意了，但坚持以控制大型企业及扩大民主为竞选纲领，并一举获胜。1911年，“威尔逊竞选总统”俱乐部纷纷成立。他的主张表达了被剥夺了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以及所有跟不上19世纪后期飞速发展的经济步伐的人们的愿望。1912年，在一次漫长而竞争激烈的会议上，威尔逊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同年11月，由于共和党人对泰迪·罗斯福以激进派的身份参与竞选的决定意见分歧，威尔逊当选总统。1916年，他以更高的民众支持率成功获得连任。
他的仕途一路顺畅。但他在生活和政务上也有不尽如意的时候，有时也会经历一段意志消沉的苦闷时期，或是突然为疾病所困。另外，他还结下了不少私怨，其中很多人曾经是他的朋友。一位民主党领导人曾在新泽西一次祝酒词中，说他是“一个不知回报的骗子”。威尔逊从不原谅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的新闻官员兼忠实的仰慕者，雷·斯坦纳德·贝克曾评价他说：“他很善于记恨人。”他还非常地固执。曾有议员不无景仰地说道：“任何问题一经提出，他都会保持绝对开明的态度，并且欢迎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但他只有在衡量问题、思考如何解决的过程中才会接纳这些建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