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触及对方的敏感神经。
美国人不一样，既然涉及生死存亡，涉及法律道德，那么还是直接了当地说个清楚明白。
关于健康代理人的规定写到：假如病人变得不能自己做出健康护理决定，并有一段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病人还能够控制自己签署一个健康护理决定，比如确定一个健康护理代理人，或者一份生命愿望文件（遗嘱），你可以写下你希望获得的健康护理声明。
由你指定的健康护理代理人只能在你不能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为你做决定，指定代理人的文件必须由病人签署日期和姓名，并且要被一个成年人公证和证明，当你签名的时候，这个公证人要在场。
担当你的公证人的这个人，不能在医疗方面与你有利益关系，不能和你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不能和你有权利和财产关系，不能是给你提供直接健康护理和治疗的人（不能是你的医生）。
如果病人没有准备要一个健康护理代理人，但是当他（她）出现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时，并且法庭也没有为病人指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医院和健康护理提供者将为病人设置一个代理人。亚利桑那州法律规定与病人具有下列关系的人，有资格称为病人的健康代理者，以便帮助病人在病人自己无法表达个人意愿的情况下，为病人做出健康护理决定。
法定代理人的顺序是：
1、病人的配偶（除非合法分居）。
2、病人的成年子女（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成年子女，病人的医生和医院方面将尽可能地找到他们的大多数）。
3、病人的父母亲。
4、病人的家庭同居者（假如病人没有结婚）。
5、病人的兄弟姐妹。
6、病人的成年好朋友，并且他（她）熟悉病人的健康护理观点。
如果医生或者院方不能设置任何一个自愿为你做决定的人，病人的医生会在院方一个伦理委员的讨论决议之后，做出健康治疗决定。如果这条也不可能，病人的医生需要和另外一个医生进行讨论，然后做出决定。
为了使得病人事先对有关生存意愿的法律规定有详细的了解，医院因此提供相应的书面资料，并要求病人与家人、医生以及牧师认真研究讨论，因为病人一旦入院，自己意识清醒并有能力做出判断当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万一出现紧急状况，病人失去意识，自己已经无法对个人的健康护理做出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由病人事先指定的医疗代理人来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先经过深思熟虑，和家人进行讨论，与医生沟通，了解相关的医疗危险和治疗方法，做出合情合理的选择，便是一个对生命理性的认知过程。
就这样，根据医院的要求，我生平第一次签署了一份生命愿望文件，也就是所谓的遗嘱。
记得签署文件的时候，我们请一个邻居朋友做公证人，我在文件上签好我的名字，日期，我先生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他的名字和日期，然后我们的邻居也如法泡制。当我把文件交到我先生手上，请他邮寄给 医院的时候，我半认真地对他说：我把自己和宝宝的生命都托付给你了。我看到我先生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有多大的意义？饱含多少信任？平时我们很少有人会思考此类问题，但是当我们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把自己放在这个激情交叉点上，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经历一次煎熬和考验。
在这个时刻，托付的人会思考，自己信任和依靠的对象是否值得信任和依靠，或者这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得起这份重任？而被托付的人则要惦量一下肩上的重担，活动一下腰背，体会一下自己是否可以承担，如何承担得起？面对另外一个人交付给自己的宝贵生命，摸着良心，品味着道德，权衡着心中的天平，那滋味是值得一番回味的。
我是一个活得非常仔细的人，又因为曾经做过法制节目的制片人，因此，我对涉及生死的法律问题格外关注，我希望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出安排和决定，并按照相关要求指定健康护理监护人，事实证明，所有的准备都是必要的。
生大女儿的经历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所有的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如今闪回，如同电影画面，一个一个镜头穿起来，一幕幕人间故事就又呈现出来。
记得当时在医院产科接待处登记完毕，就有护工用轮椅给推进待产室。按照护士的吩咐更换好病员服，护士进来一检查，啊！宫口都开五公分了，看样子你的宝宝等不及了，赶紧叫医生来。
我的产科医生夏洛克那天正好在医院当班，一溜小跑过来，给我做了检查，便吩咐把我转送大产房。
大产房是给有特殊情况的产妇预备的，我因为是高龄初产，医生担心我会难产，所以把我送大产房，那里有专门供剖腹产手术以及紧急抢救用的各种设备和器械，当我被推进去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有两大车手术器械闪亮地摆放整齐，严阵以待。
看样子，我的医生是做好我难产的思想准备的，准备给我来个caesarean（剖腹产）手术的，不然为什么显得如此慎重，尽显团结紧张严肃，却一点也不敢活泼。美国医生的处世原则就是这样，对有可能出现紧急状况的病人，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我的一个韩国女朋友曾经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过程。
这个韩国女孩婚前体质就不太好，就是一个韩国版林黛玉，怀孕以后本来孱弱的身体大概无法承受两个人的负担，经常生病，当胎儿六个月的时候，竟然发展到要入院抢救的程度。
本来她入住的是住所附近一家城区医院，因情况突变，医院决定把她转送到条件更好的综合医院进行手术，从地区医院到城市综合医院，如果用救护车送也就十五分钟左右的路程，即便这样，医院也不愿意让病人冒险，所以，医院紧急调动了直升飞机，把韩国妹妹从地区医院的楼顶停机坪接走，直接送综合医院急诊停机坪进行紧急抢救，开动飞机接送病人的成本当然高于救护车的花费，但是为了保障病人的安全，医院在所不惜。
当然，动用直升飞机的费用也不一定需要医院支付，有病人的保险公司承担着呢！但是如果病人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最好的救治，贻误了抢救时间，责任就要由医院承担了。真出了人命，到时候打官司，如果被病人律师找到破绽，指证医院没有用最好的设备争分夺秒地抢救病人，那么巨额医疗赔偿就会另医院陷入麻烦了，所以，美国医疗机构的系统化、程序化，以及健全完善绝对不是一家一户各自为战所决定的，它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富裕、道德的显现，也是这个社会法律细致的体现。
生活在美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为这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参与者，也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服务的享有者。我们在这里工作，定期交付高额税收，为这个国家贡献，所以我们也理所应当地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和服务。
在美国生孩子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和体会美国的医疗服务，不由自主地会跟以往自己熟悉的环境做比较和分析，体会其中的差异，感受其中的意义。
当我被护士用轮椅推着，送进大产房以后，产房的护士早就做好准备，一副守株待兔的样子，看到我这个大肚子兔来了，赶紧给扶着上了产床。说到产床，不得不特别注意一下，国内的产床我没见识过，没有发言权。美国的产床可要仔细看看，一看这床，还真有点复杂，有点象太空人的睡床，观察了五分钟才大概明白如何使用。
那是一种上下前后左右都可灵活调整的床，床两边各有一排扶手，扶手处有几个配有图标的按钮，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床的位置和角度，使用床边辅助设备，诸可以按动床上的按钮，调整房间里的灯光、电视频道，电视音量、调频电台等，如果需要，还可以根据床上的图标指示，按钮叫护士。
在产床上躺下，立刻有护士在我左臂静脉上扎了一个针头，那个针头有一个橡皮头，需要输液的时候，输液针头就从这个橡皮头扎进去，这样就连通了输液管，药物和营养液顺着管子进入病人体内，不需要的时候，把输液管针头拔除，那个带橡皮头的针头依然留在胳膊上，护士给用胶带绑好，再输液的时候再连通，这样避免在病人胳膊上反复寻找静脉扎针，增加护士工作量还不说，也增加病人的痛苦。因此，我在医院生孩子期间，尽管又输液、又挂催产素、又打止痛针、又打止血针，但出院的时候胳膊上始终只有一个针头。
接着护士在我的肚子上给绑上一个宽大的袋子，袋子有几路线路，通床边一个超声波监控仪，通过仪器显示的图标和旁边的打印机打出的胎儿心脏跳动频率图表，医生和护士可以监控胎儿的情况。
护士又给我在左手中指上夹上一个架子，那个架子通超声波监控程序，一时间，我身上纵横交错，颇象一个大肚子蜘蛛。护士又过来给挂催产素，操作之前先给我解释她将给我添加什么药物，多少剂量，有什么用途，为什么要使用这种药物，药物使用后我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和变化等，在此以后每当增加什么药物或者更换输液袋，护士都会不厌其烦地给予解释，有什么问题也尽管问，护士都会和颜悦色地给予回答。
以前在国内做节目的时候讨论过关于病人知情权的问题，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的医疗护理机构给予病人充份的知情权，几乎每个医护人员都进行过关于病人知情权方面的专业培训，所以无论是看病还是检查，都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提问，任何问题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