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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有一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山河无语，苍凉浸骨。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说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 想看书来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以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国民与政府在构成国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著《论自由》中有一段话，是对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现实最好的注脚：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的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作而给扼杀掉了。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成为彻底的“孤独的人群”，蜕化为到“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荒谬迷惘的国度，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如果让清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应该做哪些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把这个难题又打回到那些必须处理这些难题的人们手中，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当权者来决定的习惯几乎已成了这个民族的本性。清国人民对当权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过来对人民进行巨大欺骗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毫无例外地忍受过来了。大量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被欺骗。
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国学者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
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红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竟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3）
§他的头像为何一直保留在日元上
而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启蒙运动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一直延续至今。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的“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1834－1901）。2002年8月，日本银行宣布发行新纸币，其他面额的人物头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泽的头像得以继续保留。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记这位伟大的先知式人物。
因为一百年前，他说的每一句话，整个日本都听到了。
他那句振聩发聋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他其实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觉为人”。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作为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福泽谕吉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正是他，提出了较完整的日本欧化理论，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人盛赞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引领日本大踏步迈入了“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
多年来，讨论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为何天壤之别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地理状况、经济结构等角度见仁见智，得出无数答案，但这样未免过于繁杂。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沿着他们走过的思想历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个民族的总体精神面貌。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作为分别指导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教主”、启蒙领袖，都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中日两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中，被推向历史前台的。作为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们曾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于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也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启蒙之路。
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4）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 ，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