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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赐谥，在古代是朝廷对重臣大员最庄重严肃的盖棺定论，是为后世提供事功言行的楷模典范。郭氏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他不但在庙堂之上无容身之所，处江湖之远也四面环敌。他是以一人之身而敌全国群情汹汹的非议之声。对这样的人，朝廷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树他为楷模呢？
郭嵩焘的后半生，一直在郁郁寡欢中渡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2）
出使英伦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曾想会铩羽而归。更想不到的是，他出使英国时湖南同乡一片骂声，回来迎接他的同样是骂声一片。曾经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可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省城士绅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时事。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
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
大都如草只随风。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身在江湖，心系家国，对于日益恶化的大局，他不能不愤然欲言，又不忍不谈洋务。他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终其一生，始终是个官场上的“多余人”。即使身处同一时代的顶尖人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诩，但他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的建言，至于实际公务，则尽量少让他沾边，以免误事。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其子曾纪泽，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竟以“花拳练步”四字来酷评这位有通家之谊的父执，曾国荃则欣然允为确评，回信说：“以‘花拳练步’之说喻筠老（郭嵩焘号筠仙），极为有识。筠老之取憎于一世在此，而吾之敬重筠老亦在此。”鸦片战争后，西洋对中国的威胁日甚，李鸿章、曾国荃等虽知郭嵩焘熟知洋务，亦不敢轻易向朝廷推荐他，以免*烧身。曾国荃无奈地说，今日欲图国家长治久安，除洋务以外无可自强。而国家虽然有郭嵩焘这样精通西学的人才，却又像西汉的贾谊那样不可重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其时，面对众口铄金，攻讦重重，郭嵩焘依然天马行空，蔑然视之。他从未打算改弦易辙，重新做人，始终坚信自己所践履主张的一切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推敲。他豪迈地在自己的诗中唱出了无畏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如同一支响箭，他将自己的大自信射向了遥远的时空。假如郭嵩焘多活三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灰飞烟灭，便完全印证了他早先的预见（舍政教之本，逐船炮之末，不能使国家强大）。而后生严复一句“惟公负独醒之累”，则一语中的指出了他平生悲剧的根源。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后来也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称其“精解洋务”，“可为湖南光矣” 。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3）
那么郭嵩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正如海外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他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
§“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是在屈辱谩骂中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窜至腾冲地区时，因受当地群众阻挠开枪打死多名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怒，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进行威胁恫吓，乘机大肆要挟清政府，企图把此事件说成是清廷幕后指使，进行肆无忌惮的讹诈。
早已对*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著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4）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朝廷批准。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开明官员，在李鸿章等少数人的鼓励支持下，他逐渐转变了思想，自陈心迹“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克服万千困难，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而面对群议汹汹，为了表示“平衡”之意，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刚刚上任，他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想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同胞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受命后他热情大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用心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到了伦敦之后，他就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他哪里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