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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物，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不畏讥谗，我行我素，高歌前行，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漫漫长征。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他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逐步发现，英国的强大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即它的根本制度——同样勃勃有生机。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体会到西洋军队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深思熟虑地写道：“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5）
郭嵩焘再次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与不合时宜。他的言行不但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大相径庭，而且与他先前的洋务派战友们也分道扬镳。他勇敢突破体制的樊篱，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成为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他深感国内的洋务派领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郭嵩焘犹如一个洞幽烛微，平心静气的医生，不避风险地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国诊治病因，对症下药。他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念，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专制主义的优越性，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也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难怪乎学贯中西的一代巨人梁启超也心悦诚服地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敌人”
美国西部牛仔们有一句用以时刻自警的名言：“枪声总有余响。”
郭嵩焘显然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功勋卓异，声名远播。时代的主流难以容他，他也不肯随俗沉浮。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悲剧在于没有像上面三位那样在既定的秩序规则内周旋打拼。郭嵩焘走得太远了，他向清政府大力推荐的那些西方政治理念和先进管理措施，在闭塞狭隘的天朝官僚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闻所未闻。他三番五次挑战天朝秩序的行为，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人士的心理底线；而他对落伍的现有秩序的鄙视，也很快招来保守派人士的仇视谩骂。在官场的倾轧和污蔑中，他一生充满长夜独行的苦闷与激愤，尝尽不为人知的屈辱和悲凉。
正当京城上下对他舆情汹汹、十分不利的时刻，他的副手刘锡鸿抓住时机反戈相击，推波助澜，罗织罪状，欲一举置郭嵩焘于死地。刘在出使英国前就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他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罪，一旦坐实，连性命也将难保。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6）
事实上是，郭嵩焘在中外关系的新形势下，开始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为平等之国，并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郭嵩焘在外交活动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比如他亲见英国海军船舰升旗、鸣炮、奏乐、停航等礼节，感叹自命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竟然远远不如，这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近代西方国家已非蛮夷之国，而必须以礼相待，和平共存。而中国与西洋各国隔绝太久，与近代文明南辕北辙，双方久深的隔膜需要破冰化解。当郭嵩焘率领的中国使节团出现在伦敦街头时，这群长袍长辫、奇装异服的人们引发英国人一片笑声。英国著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怒眼相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才主动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广交朋友，留心异邦风俗人情，并参照国际惯例，逐渐接受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象征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到英国后，郭嵩焘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皇亦鞠躬还礼。郭嵩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他认为“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郭嵩焘举止大方，颇得人缘，连为人苛刻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亦誉他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英国人评价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而外国人在敬重正使郭大人的仪态举止的同时，都瞧不起言行粗鄙的副使刘大人。例如刘在吃晚饭时大声咳嗽吐痰，并命他的仆人拿来痰盂，当着客人的面大吐特吐。刘之吃相也极难看，狼吞虎咽，旁若无人。到香港时，刘的动作又招致港督的讨厌，竟扭头过去不与之交谈一语。
由此可见，这位天天高喊“夷狄之道未可施于中国”、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大人，是一副什么嘴脸。
郭嵩焘开始还处之泰然，颇相信清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因为，在他出使前觐见时，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深熟他的艰难处境，曾语重心长地安慰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谁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锡鸿是一个“孤僻自大，不近人情”的典型守旧派人物，郭、刘之争，实则是新旧思想斗争，而在当时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刘锡鸿占据上风是势所必然，正因他倚仗朝中李鸿藻、沈桂芬等大员以自重，对郭嵩焘的攻击才肆无忌惮。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顾不得“事理”了，因此，她不但不斥责守旧的官员，保护“一味替国办事”的人，反而各打五十大板，严旨申斥上疏为自己竭力辩诬的郭嵩焘：“怀私攻讦，不顾大体”，大加训诫。
京师士大夫也继续火上加油，要求将郭撤职查办。这无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决心将郭嵩焘撤回。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朝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再三反对下才不了了之。在曾纪泽取代郭嵩焘驻使英国临行前觐见时，善于驭下的西太后或许是为了宽慰曾纪泽，私底下不得不承认：“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 想看书来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7）
然而郭嵩焘这回是彻底心寒了——他已走向世界，而他的国家仍然彷徨不前，使他感到有心无力，徒唤奈何。而刘锡鸿对他的恶毒打击，更使他心灰意冷，未抵国门，心情便已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