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谈。
当夜，西乡和手下决心一死的武士们最后一次对酒高歌，举宴诀别。“勇将猛士痛饮淋漓，复不知有死生之事。”席间，大家饮酒吟诗，以尽余欢，武士们还表演了节目。西乡起身走向高处，眺望熟悉的锦江湾。十年前，他自湾边起兵，与亲密战友大久保分手，带领武士们向幕府开战； 而此时，他却在与大久保派来的军队生死相搏，锦江湾中，战舰密布。一位武士的悲凉和歌传来：“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所在。”秋风骤起，月色苍茫，映照着武士们坚毅的眼神。
此时追剿军总指挥山县有朋给他写了一封信劝降，但是西乡拒不回答。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即发动了向城山的总攻。以7万虎狼大军对300余残败之师，结果可想而知。不久，各战线的西乡军就成瓦解之势。
西乡隆盛和战友们从藏身的洞窖中走出，身着便装，挥武士刀，向政府军发起最后的冲锋。西乡和他的武士们，并非真的要冲入敌阵，他们不过是想冲到离对手更近的地方，完成这悲壮的自杀，内似于楚霸王项羽的冲天一怒，临死一搏。
政府军立刻发现了这批呐喊着疾冲而来的人，枪弹顿时如雨泼来，呼啸着在武士们身旁的土石上激起电石火花。一些武士中弹倒下，另一些则在路边剖腹自杀。其余的则不顾一切冒着枪林弹雨簇拥着西乡一路疾进。终于，西乡的肩及右膝连中两弹，他轰然倒地，再也不能前行了。西乡艰难地用手支撑起魁伟的身躯，跪着严肃合掌向东方遥拜，他仰视身边的部下别府晋介，大叫道：“动手吧，阿晋，就在这里了！”头天夜间，西乡已知必死，要求别府在关键时刻斩下自己的头颅，以武士最有尊严的方式体面从容地赴死。别府含泪仰天一声悲啸：“恕我罪过吧！”挥刀斩去西乡首级。然后由两个仆人将首级带走，试图不让它落入敌手，但最后还是很快被政府军发现。别府晋介大喊道“先生已死，要和先生一起去的人都来死吧”！余人皆奋力作战，最后全部中弹身死，无一投降。。 最好的txt下载网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7）
西乡隆盛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死却如落樱缤纷般壮美。梁启超曾盛赞西乡： “东海数健者，何人似乃公？劫余小天地，淘尽几英雄。闻鼓思飞将，看云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西乡和他的将领们，本来身居高位，富贵无忧，但却为了大多数下层武士的群体利益慷慨举兵，甘愿置自己于危亡之境，确是非英雄所不能为。
“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更有意思的一幕，却发生在洪秀全和西乡隆盛辞别人世之后。
二 “叛乱逆贼”盖过了“农民领袖”
§从叛贼到英雄的西乡隆盛
相反，西乡隆盛的死后哀荣，则可谓空前绝后，无人比肩。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颇值玩味。正是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精神的不同。在陈平原先生所著《西乡铜像》一文中，我们可以尽窥原委。
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在西乡举兵那一年（1877），中国派出了第一任驻日大臣何如璋。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在这位维护纲常名教的钦差大臣眼里，西乡隆盛无异于就是洪杨之流的“寇首”，招致不法之徒公然犯上作乱，实乃不可饶恕的乱匪贼人。何大使还在《使东杂咏》中不屑一顾在嘲弄西乡：“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也许大使先生也困惑了：何以此等“贼人”，竟然也讲“忠义”，尽管拿鸡蛋碰石头，居然还“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那时的东京，“西乡隆盛”是个热门话题。初踏东瀛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西乡隆盛复杂而暧昧的态度，甚至有的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比如游历东京的大名士王韬就认为西乡是因为恨“功高赏薄”才冲冠一怒，而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也断言：“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
把西乡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当作成天计较“功高赏薄”、“愤爵不平”的官迷政客，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这是标准的中国式逻辑。也难怪王韬、黄遵宪等人一叶障目，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像石敬瑭、吴三桂这样朝秦暮楚、贪名图利的人还少吗？
直到有一天，王韬应谷干城中将之邀，读其诗，听其言，才略有所思。谷干城在当年征讨西乡隆盛的政府军中担任主将。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恨不能将对方食肉寝皮（太平天国运动中敌对双方报复手段之残忍血腥，互相之间的诋毁谩骂，便是佐证），没想到谷干城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轻慢，反而颇多敬畏。王韬记载：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洪秀全和西乡隆盛（8）
来自敌人的尊敬是最大的荣耀。也许正是这种对西乡颇多同情的“民心”，才促使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随着对西乡事迹的深入了解，黄遵宪也一改正邪黑白之高调，不再囿于“忠臣逆子”的道德评判，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满纸风云之气长歌当哭，慨然为西乡招魂：“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如果以为日本人仅因“追念前功”而对西乡隆盛“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那还是大错特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建筑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实雄厚。
西村茂树是日本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在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西乡“谋反”的前两年，他就发表了著名的《贼说》。西村论述道，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因为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贼”之诬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害一方者才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视“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这对于一直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动一课；而用来解释西乡的举兵造反，则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
而更能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的一篇文章。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骂之以“国贼”的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尖锐地批评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
福泽洞若观火，高瞻远瞩，针对当时日本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深深佩服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的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是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
西乡隆盛对中国人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早在一百多年前，西乡隆盛的事迹已在中国大地人所熟知了，他给予无数仁人志士果敢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决心。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大公报》撰写连载文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目睹国家的衰弱，民族的忧患，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他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大声向公众宣传“从容赴死主义”：
我们不应该把死看得那么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时候，更要死得从容些，大方些。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正义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时，作为维新派主将的谭嗣同毅然选择了以流血唤醒国人的道路，梁启超奉劝谭嗣同逃往日本，谭嗣同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其弦外之音，乃是自己愿作月照杀身成仁，而勉励梁启超能像西乡隆盛一样，最终完成维新事业。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上野公园瞻拜西乡隆盛的铜像，想起谭嗣同对他的期望重托，不禁热泪涌流，力量倍增。不仅是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西乡隆盛有崇敬之心，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