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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2）
§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马关谈判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痛苦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完毕的归途中，年近七旬的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 医生们经过统一会诊，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且必须静养多日，不能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此血所以报国也。”
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向清政府请示，我虽然身受重伤，幸未致命。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李鸿章忍受着巨创深痛，卧病在床，仍坚持口授事机，指导谈判，随从人员力谏不听，众医苦之。李之遇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因此改变了策略。身负重伤仅仅三天后，当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终于通知李鸿章无条件停战时，他十分高兴，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面对日方提出的极其苛酷的谈判条件，他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争执，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 他的苦苦哀求，虽然不会得到伊藤等人的怜悯，但终究据理力争取得一些成效，使清政府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了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了较大的让步。伊藤博文恐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最后强硬地表示：“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这才将谈判详情电告清廷，请求指示。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电示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尽管接到了最后谕旨，李鸿章在最后一次的谈判中，仍然努力争取，就像“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似的，要伊藤赔款再减五千万，五千万不能让，让二千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关于当时的谈判情景，梁启超形容为“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寒碜悲切，令人泪下。然而既属战败求和，能要求上门求和者挺起腰杆，威风凛凛、堂堂正正吗？
马关归来，李鸿章已经精疲力竭了，谁想刚一回国顿遭万人唾骂。在朝野上下“废约再战”的声浪中，举国群情激愤，恨不能将“卖国贼”李鸿章食肉寝皮。有人甚至写出了一副四处传扬的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杨三为当时苏昆名丑）朝廷见民怨沸腾，即令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轰轰烈烈的“洋务自强”，至此竟如风中泡沫，转瞬破灭。
秋风白发人，英雄末路处。李鸿章忧谗畏讥，仰天长叹：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3）
此时又有谁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其实比任何人都锥心痛苦。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而远在东瀛扶桑，举国狂欢。“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成为争相传颂的盖世功臣，日本人专门为他塑立铜像，晋赐侯爵，赐金十万，功成名就，好不风光。
甲午之败，非但日中两国成雄败寇，乾坤倒转，国运迥异，同时更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最后定格的一幕历史悲喜剧。
“伤心最苦人易老，哪堪西风吹暮年”。李鸿章这个大清国的头号“消防员”，一生四处“救火”，疲于奔命，签订了一系列为后世诟骂的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家国危死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泱泱神州，时局艰难，风雨如晦，李鸿章心力交瘁，如风中落叶。他涕泪交流地对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也死了。”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国的重臣已处于油尽灯枯之际，临死之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这位行将就木的可怜老人，恫喝催促，站在床头逼迫他为条约签字画押。俄国人走了之后，身着殓衣的李鸿章已处于口不能语的状态。身边的人哭号着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其心腹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番伤国怀乡、离乱落魄之情，泪湿青衫，悲透纸背，哪里还有当年挥毫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令伊藤博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李鸿章的影子啊！李鸿章是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带着一腔心有不甘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可临死，他还念念不忘提醒国人警惕虎视眈眈的强盗邻居。这其中，自然有伊藤博文和他主政下迅速崛起的日本。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清栋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斯人已乘黄鹤去，当时成败已沧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4）
事实上，也许很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解开二人命运的密码，186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顾实力悬殊，奋然在下关发动长州起义，与幕府势力决一死战。起义领袖高杉晋作奋然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心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在菜市口临刑时，也曾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异）举事之际，很多人突然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媾和自保，高杉晋作坚决反对，他形单影只，与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时，伊藤博文率领力士队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持起义。经过浴血拼杀，起义竟奇迹般取得了胜利，长州成为倒幕斗争强有力的基地。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岁的李鸿章早已官至两江总督，扩建金陵制造局，开始了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可以说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洋务维新，二十四岁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辈李鸿章面前，都只是个姗姗来迟微不足道的青皮后生而已。
谁又能想到，这场龟兔赛跑，其实从一开始就胜败已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属于“士”阶层。不同的是，李鸿章出身“以科甲奋起”的士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则出身于破落武士之家。两人都有补天之才，凌云之志，但阶级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有别，其人不同，则其道相异。李鸿章要补的必然是大清帝国的“天”，伊藤博文则不顾一切地要打破封建专制的坛坛罐罐。为维护大清王朝，李鸿章“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连帝制官场，享受权力巅峰，连梁启超也忍无可忍，批判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实差矣。李鸿章一生事业，与“血性”无关。
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铁板一块”，专制制度相当牢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只有取得了位子，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