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 第2部分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其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完全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没有跟上巴黎的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3）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的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喊出“告别革命”时，他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甚至严厉责骂。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dongdui。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酿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们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人道主义、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革命的硝烟如何从人心中散尽？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与决断，读者不妨随我到法国西部作一次短暂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乡下，如果你是个我这样的异乡人，一定会爱上那里的四季繁花、雨水涟涟。最动人是在和风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会突然筛落一阵明晃晃的太阳雨。然而，早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却是比巴黎还更腥风血雨，因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营，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杀戮之地。大约十年前，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一份有关革命的判词，一曲人道主义的挽歌。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4）
　　　　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保皇派叛军枪杀革命的蓝军，纵火焚烧城市，对蓝军驻过村子的无辜村民以死相惩，“烧光杀光，决不留情”。面对贵族的烧杀，蓝军则以暴制暴，绝不宽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蓝军围困以后。本已成功脱逃的朗特纳克为救三个落难火场的孩子被蓝军擒获，因为在半路上听到一位母亲绝望的求救，他又折回来了。受其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染，蓝军司令官戈万认为应该以人道对待人道，于是放走了朗特纳克。为此，戈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断头台。根据革命派的法令，“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都必须处以极刑”。而坚持行刑的，正是戈万的老师西穆尔丹。他们有师生之谊，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爱着对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义杀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师杀死了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旧制度，改造不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消灭人。在雨果笔下，当革命的意义超出了人的意义，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条——当戈万脑袋落地，西穆尔丹举枪自尽。显然，雨果并不诅咒革命，也不反对共和国的建立，他反对的是你死我活背后的换汤不换药。所以在《九三年》里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一个险些杀了戈万的保皇派在被捕后求死，而戈万的态度却是，“你要活着。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让一切回到具体的人的命运本身，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国大革命。为自由而战，而不是为革命而战，“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三）

　　　　回顾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改朝换代，或曰“运动”，或曰“起义”，或曰“暴动”，为什么无一堪称革命？因为这些暴力群体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杀戮哲学，爱的都是水浒式反抗而不是穆勒式自由。

　　　　整理各式各样的革命，从最终结果来看，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这种情况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是考虑到它并没有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故而并非真正的革命。即便从一开始有打掉王冠的革命性纲领，但因为结果并不触及上述实质性变化，所以至少从客观上说是革命没完成或者革命半途而废。如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一世，大权在握后偏偏又让自己当起了英国国主。“打掉了脑袋，保住了王冠”的现象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它们多被视为“治…乱”宿命中的一环，与真正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种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这是最残酷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旧制度，同时因为仇恨和急功近利等原因将革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最终结果是血流成河——从逻辑上说，当已经束手就擒的国王可以被当作敌人杀掉，任何反对革命的人也都可能被杀掉。其历史典型是法国大革命。谓其残酷，是因为这里的“打掉了脑袋”不只是打掉了国王的脑袋，而且打掉了革命者的脑袋。简而言之是“打掉了王冠，打掉了脑袋，打掉了革命者”。革命不断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丹东死了，接着是罗伯斯庇尔死了。到最后，最荒谬的一幕是，当革命难以为继，被打掉的王冠又被某个历史的拾荒者捡了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5）
　　　　第三种是“打掉了王冠，保住了脑袋”。这是最光荣的革命。它着力改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坏关系，而不是消灭人，更不是照搬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更换血淋淋的统治者。这方面，最成功的是发生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它不是通过流血而是经过各方妥协解决了革命的诉求。经此一役，反对派不仅赶走了倒行逆施的国王，而且转年英国议会顺利通过《权利法案》，自此英国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原则。当然，值得一议的是，英国当年的这场革命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詹姆斯二世放弃抵抗，还是有暴力（或者压力）作为后盾：一来此前有查理一世被革命者杀戮的前例，二来支持议会的义军（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就此展开，几百年后远在东方的清帝退位或可算是一次“光荣革命”，只是随后的历史完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