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别绕圈子啦，熊先生，讲讲中国会在哪一年转型成功吧。”当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我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追问。只言片语间，半是对美好生活的心驰神往，半是对困厄现实的焦躁不安，仿佛中国若不转型成功，这日子就真的没法过了。
当然，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身处逆境之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即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至于中国何时成功转型，我只能一笑置之。我不是手扶墨镜的算命先生，虽然从趋势上看我相信这个国家终究会朝着一个宽阔的前途走，但也不能断定前面就没有深渊和回头浪。今日中国仍是个未解之谜。无论你戴不戴墨镜，无论你公开支持谁或反对谁，在你之外仍有无数的变量和因果链条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醉后不知天在水，坐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梦境里，你不知道风朝着哪个方向吹。。hushui
上面的问题时常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大学门口的保安都是哲学家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提出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对于大多数主张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通常都不是什么问题。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好好活着，穷尽此生欢乐，是人生第一要务。一旦日子过得不好，比如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自己被跨省追捕，他们就会问第四个“终极问题”——“中国到哪里去”。
中国到哪里去？它不仅是困扰中国人心灵的“终极问题”，同样让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专家茶饭不思，为伊消得人憔悴。如读者所知，这曾经是个已经解决了的终极问题——中国将奔向共产主义。然而现在，在经历了上一世纪的迷失以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己所期许的未来。
其实，中国到哪里去并不重要，或者说并非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并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你唯一能够决定的是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态度，那么就想想你自己该到哪里去。这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悲悯的，你就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如果你热爱言论自由，你就要毫不吝惜地表达你的自由，你不能辜负你的热爱。
我曾经想着以评论立世，军书羽檄，风樯阵马，好不快哉！十几年过去，有时我真觉得自己需要彻底回到内心，我疲倦于和这个国家纠缠不清，我不想让自己过得太支离破碎，我想回到文学，我想另起炉灶，我想和这个时代平起平坐。我很清楚让我终身受益、恩泽灵魂的是文学，而非时事评论。当我将《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我的心灵圣经，将《九三年》视为告别革命的预言书，我更明白文学与宗教一样，另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在那个文字搭建的城堡里，你有着现实世界永远无法剥夺的自由。由此反观现实世界，人人生而平等，在灵魂上的平起平坐也是天经地义的。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9）
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每个人都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是自我世界的帝王。我们的终极问题不是这个国家到哪里去，而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将重新发现社会视为“中国的新革命”，我同样愿意看到“中国的心革命”。我们热心于改造世界，其实我们自己恰恰是那个最需要改造的世界。我这样说，并非落魄的李煜羡慕渔父归隐，吟咏“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不是为了向世界告别，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
（六）
《思想国》首版出版后，有读者在网上批评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国。其实我从来没有迷信过任何国家，我不过是将我留学时所看到的自认为美好的事物呈现给读者。否则，在我谈到雨果、罗兰和托克维尔时，我也应该向读者介绍我是如何热爱勒庞，因为他也是法国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我并不喜欢那位为纳粹辩护的政治海盗。我去国民阵线（FN）总部暗访时，甚至被他们当成坏分子报了警。。tenluo。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有发自内心的信仰，我没有玩世不恭地去赞美或者诋毁某个人。有信仰的人是坚定的，也是幸福的，他只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无惧于命运将他带向何方。同样是我在前文不吝赞美的雨果，在他流放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大赦，然而他拒绝了。他说他接受辛酸的流放，哪怕无终无了。他说法兰西流放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的自由，只有自由回去的时候，他才肯回去。而当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认为需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时，他毫不犹豫地用稿费换回了两门大炮。
感谢这些年的阅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心灵。在法国以外，还有雪莱、波普尔、伯林、梭罗、尼布尔、哈维尔、奥古斯丁、茨威格、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康德……而且，他们不限于西方世界，他们同样出现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东方。我相信不论古往今来，只要你有心，就会有无数独立而向上的灵魂与你不期而遇。
2007年4月，我在柬埔寨有一次短暂的旅行，痛惜那个国家的破败，哀叹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千疮百孔。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一位叫哥沙纳达的法师刚刚逝去。当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还为哥沙纳达推出了悼念文章。正是哥沙纳达的故事让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更多崇敬之心。
他双手胸前合十，瘦小的身影在柬埔寨中部雨林的羊肠小道中深一脚浅一脚俯首前行。行走时必须时时留意脚下，地雷甚至埋到小路边。湿气模糊了眼镜，汗水却令头顶更加光亮。黄色的袈裟被拉起以免和灌木丛纠缠，下面露出结实的鞋袜。身后诵经之声随鼓点起伏，引领200…300名僧俗步行穿越柬埔寨，只为祈求和平……弹壳从行众头上呼啸而过，炮火四处开花。一些人死去了。怯懦之人逃回家中，法师却一意孤行，穿行于冲突地区。行众时常发现身后跟随了大批难民，和他们一样走痛了脚，带着满载床垫、平锅以及活鸡的牛车和自行车一路跋涉……（《玛哈·哥沙纳达法师》，《经济学家》2007年3月22日）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10）
1974年，波尔布特上台后，原本高贵的僧侣作为“社会寄生虫”很快被驱逐出寺院，剥下僧袍，甚至被折磨致死。到了1978年，柬埔寨境内几乎没有了活着的僧人。高压统治下的幸存者流亡至泰国边界，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几年以后，红色高棉被赶进丛林，一些有责任心的僧侣在哥沙纳达法师的带领下，开始离开寺院，走向民间。当他们开始“真理朝圣”，每天三、四点便出发，而沿路的人们也会早早地在路上守候他们，跟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重建人心，“告别革命”的队伍在柬埔寨越走越长。
据说有一次，一些和平行者陷入红色高棉武装和政府士兵的交火中。很多士兵看到他们都会放下武器跪着哭着祈祷：“我们不想战争，但我们没有办法，但愿我手中枪里的子弹在打进人身体的时候不至于让他丧命。”m米m花m在m线m书m库m ；BOok。MIhua。NET
因为倡导和平，阻止战争，把柬埔寨的难民营、监狱、贫民区、战场当作他修行的庙宇，哥沙纳达被人称为“柬埔寨的甘地”。最初读到他的故事时，恍惚之间我仿佛看到僧侣们走过的每个脚印里都长出莲花。这是一次次感化人心的旅程。世界如此离乱，但即使是一个手握刀剑的人也在试图找回自己。
先问你要去哪里，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而不是时代去哪里，国家去哪里，世界去哪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国家，你便拥有怎样的国家。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世界可能还跟不上你，国家可能还跟不上你，时代可能还跟不上你，但只要你已经在为自由担起责任，你就要有耐心，对未来的日子保持虔敬之心。就像我曾经在新年来临时表达过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好了，我意识到自己恶习难改，我已近乎绝望地看到这又是一篇冗长的序文。我只是想与你平起平坐，聊一聊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想法包括忧虑，但是为了不让你过于劳累，我还是赶紧关掉我的电脑。坦率说，作为思想国的公民，我更在乎的是我是否言之成理，至于我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如加缪所说，若无生之绝望，何来生之热爱，管它呢？
2012年5月17日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1）
初版序
从理想国到思想国
“柏拉图要理想国，熊培云要思想国。”这是我写在我的思想国网站上的一句话。从“理想国”到“思想国”，首先要解释这两个国的源起。“理想国”取自柏拉图的名著Republica（原意为《共和国》）中译本书名。至于“思想国”，则语出维克多·雨果的著名小说Quatre…vingt…treize（《九三年》）。
《九三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保王党朗特纳克伯爵为首领的叛军在布列塔尼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为了医治法国革命这块“第三等级的疥疮”，他们平均每天要枪杀三十个革命党人，口号是“烧光杀光，绝不留情”。与之相对应的是，革命党人认定“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因此实施革命恐怖。正是这种“形势不由人”，革命初期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死刑的罗伯斯庇尔祭起了断头台，一时间尘土飞扬，人头滚滚。
在革命者队伍里，蓝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