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
可想而知，一些画家或诗人，具有艺术潜质的人成为政治领袖并将唯美主义这毫无约束的热情复制并扩大到政治领域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如波普尔指出，我们同情这种唯美主义的冲动，但我建议这样的“政治艺术家”寻求以另一种材料来表现，而不是拿人来做试验。因为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然而，如上所述，许多绝望却是叙述者手持枷锁，凭空捏造的。
面对人类与语言的局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同样，在《反对大词》中，波普尔主张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
思想为什么必须自由？
与柏拉图及其后有意无意的追随者相反的是，波普尔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反对乌托邦或整体论。这一点，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进步”如出一辙。
乌托邦既可归咎于人类的自负，同时也是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的非分之想。如果我们承认启蒙运动的精髓是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知识是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来，而不是先验地可以一揽子获得。人若不能一揽子获得所有知识，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贫困使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在此意义上，所谓伟大人物，不过是有机会犯下最大错误的一些人而已。人的自由天性以及知识的贫困，是我们主张思想必须自由的两个前提。与黑格尔等历史理性主义者、“预言家”和“救世主”们不同的是，波普尔认为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它与人们怀有何种“动机”参与辩论无关。
“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初版序：从理想国到思想国（5）
世界上只有两种政体，一种是被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统治者的政体，另一种是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的政体。前一种是暴政或独裁，后一种是民主政体。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有与无的问题。前者属于封闭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态度，反对变化，充满了禁忌；而后者是开放社会，人们把生活习惯当成可以批判思考的对象。前者的成员像一个有机体的器官或细胞，各据其位，各司其职，有发号施令的大脑，有唯命是从的手脚；而后者的成员在整体中的地位是可以互相竞争与流动的。
换言之，在哲人王时代，国家只有一个大脑，当这个大脑失灵，整个国家就会出现“脑瘫”，无论多健康的肢体，都不得不为这个瘫痪的大脑付出僵死的代价。专制社会最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骤然脑死亡后的改朝换代。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都可以自由思想。个体的脑死亡，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甚至崩溃。因为国家之脑源源不断汇集了全体国民的智慧。它是海纳百川的知识，而不是自上摊派的真理。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社会，主张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同样意味着不要把一个国家装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所谓思想共和国，就是一个有机会让各种思想互相抵达，同时又分散了思想最坏的风险的知识共同体。△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不久前，我与一位法国外交官聊天。言及对中国人的最深刻的印象，这位朋友的回答是：当下许多中国人还不会独立思想，喜欢盲从，随大流。相信这也是许多读者的印象。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这片土地对个人独立思考的培养与宽容都是十分稀缺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几十年过去，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和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中国至今来者寥寥。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将以两百年之功完成中国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转型。笔者相信，它同样需要一场漫长的关于知识与思考的革命，借此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思想共和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
2005年1月28日，巴黎，米哈博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