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赵忠祥那样一举成名。如果客观公正，不断章取义，倒也得过且过。问题是运用同样技术手段的录音、录像，在不同思想的驱使下，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不知道不同思想控制下的手，何时会摁“开始”键，事后又会如何剪辑，用于何种目的。现在，面对着一大堆录音机，我无权下令撤掉，但它们对我自由驰骋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无形的桎梏。这就是技术束缚思想的一个例证。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此，我采访从不用录音机，我喜欢用一个小本子。这样做有几个优点。第一，尊重被采访者，记者主动放弃随机应变的话语权，双方在平等的氛围下思想交流，而不是技术探讨。第二，摒弃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主义，避免简单的收集、拼装、粘贴、复制……的可能，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必须动脑子，从事体能、技能之外的智能劳动。第三，文责自负，锻炼自己的文笔。大量使用间接引语，谨慎使用直接引语。第四，逐渐培养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避免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花边新闻。第五，节省了录音整理的时间。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外国记者也大量使用类似的本子。我是摄影师，本子偏小，而文字记者的本子偏大。我看美联社、路透社之类的记者的本子仿佛都只比A4纸稍小，不便携带。为了避免丢失，他们总把本子插在后腰上—这是人身上直径最大的一个口袋，而且敏感可靠，绝对挤不掉。即使掉了，也是掉在自己的裤裆里，属于肉烂在锅里，不会造成损失。
我看现在的很多记者使用的本子都不专业，外表是光滑的塑料皮，从技术上讲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品，光滑、厚而不便使用，不易携带。本子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具体形式还要根据“实战第一”的原则。我不是说我们“百花齐放”，使用不同的本子不对，只是说新闻本身就是洋人发明的，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该借鉴洋人的经验。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记者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审视并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在披露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同时，伴以独特的思考。奥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考。他无疑是一名政治作家，超脱、率直、敏感，这使他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无所适从。
奥威尔认为，撇开谋生的动机不谈，记者写作不外以下四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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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4）
1。 纯粹的自我主义。希望看起来聪明，希望被人谈论，希望死后仍被人们记起，从那些童年时代曾经嘲笑过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中找回自信，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人……简言之，整个人类社会的顶层都拥有这种动机。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自私的，大约在30岁以后，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意识—主要为他人活着，或者是在苦役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也有极少一部分有天赋的固执的人，他们决定一生都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严肃的作家，应当说在总体上比报纸撰稿人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对金钱兴趣不大。
2。 审美热情。即对外部世界美的感知，对词语及其正确搭配、对刚毅而美妙的旋律的感知。希望与别人交流自己宝贵的、不应该错过的感觉和经验……要使用自己满意的、非功利性的词和句子，要对印刷体及页边的宽度情有独钟。
3。 历史的冲动。渴望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希望揭露事实的真相，并将其储存起来供子孙后代使用。
4。 政治目的。渴望沿着某个方向推进这个世界，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政治态度。
技术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
20世纪，在包括横扫各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130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大约死了亿人，多于1900年前死于战争的人数总和。但是这一百年所取得的技术与物质层面的进步，也超过以往一切时代。
20世纪人口爆炸来源于两个领域的空前发展：医学和农学。医学和农学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免患恶疾，免遭灾荒，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1900年，美国人均寿命47岁，1984年72岁，1999年75岁，21世纪末将达到101岁。
20世纪还是汽车代替马车，电脑辅佐人脑，人类登上月球，电视左右生活的技术时代。新闻媒体由文字印刷发展到声音传播，又发展到图像“遥”播。过去，希特勒可以使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控制人民的信息渠道。今天，电台广播已经跨越国境，电视讯号、互联网几乎覆盖世界。
技术革命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人才能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技术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曾经拥有最先进的武器，由于其国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世界不接轨，背离了世界规则，最终惨遭失败。
现在对大众影响最大的媒体，首推电视。我个人认为，成为优秀的电视记者十分困难，后工业时代的庞大机构严重束缚了记者的机动灵活。
电视是后工业社会高度技术化的产物，往往代表一个巨大权力集团的集体利益，集体选题、集体撰稿……最终以一个主持人的表演方式呈现给大众。由于电视具有灌输式的超级话语霸权，所以电视主持人早已被大众等同为记者化身。在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分工下，电视记者表现得更像演员，表演成分远大于记者的职业要求。比如化妆，连被采访嘉宾都需要化妆。每次我到电视台客串，都被要求往光头上涂脂抹粉。我又不是演员，这与记者要传播的新闻内容有什么关系？这是对记者职业的侮辱！他们花在描眉画眼上的时间，远远超过用在稿子上的工夫，或者本来就是由人捉刀代笔，只须挤眉弄眼，故作深沉，面对摄像头上面的提示器，装模作样念一遍蒙事。因此，许多优秀的电视记者（主持人）顺理成章地蜕变成影视明星，而像里根总统那样由影视演员变成政治家、作家者则凤毛麟角。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技术、装备、手段严重落后于社会，这也不是一两间武装到牙齿的电教室就能解决的。
有一次，我和新浪博客副总张国伟侃大山。我说张国伟你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开一门“博客传播”的课程，因为没有人知道博客、“不推不长”、点击率……是怎么形成的，只有你和极少数人洞悉这背后的一切。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能操控它，你不仅洞悉，而且全力操控—你控制着中国最大的博客运转，操控着世界最大的博客运转。张国伟当即就说，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知道这些技术数字背后，有思想力量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博客时代也会过去，一种比博客更依赖技术，结合声音、图像的流媒体可能即将粉墨登场，并最终挤垮博客。可是，有哪所大学能跟得上博客的发生、发展、衰亡呢？博客不仅引导着传媒的焦点，还间接控制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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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5）
今天的技术时代，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容易。小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有照相机，照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今天一开始我讲到的，我靠一台宾得（Pentax）相机创建了中国政法大学摄影协会，海子还有其他很多好玩儿的人都是我的会员。那时候，摄影是让人羡慕的高等职业，可以远离体力劳动，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当时的宣传部长解战原老师偶尔给我们报销一些胶卷费，剩下一个胶卷尾巴就是天大的美事了。
喜欢照相是人的本性，即使不会照相的人，也喜欢被人照相。美女喜欢被貌似专业的人摄影，并把这看成是社会对自己美丽的肯定。摄影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宣传的一部分—宣传有寻找、锁定、扩大、夸张、传播和灌输的意思—在世界上也是如此，戈培尔博士就曾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特制的徕卡相机。
我1986年开始接触新华社，1987年1月进入新华社摄影部传真组当传真编辑。我的工作是每天在众多国内照片中挑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或市场价值的照片，复制成传真照片，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真”。传播的传，真假的真。言外之意，是我告诉你真实的事情。
举个例子吧。现在是12月，12月有12月的新闻特点，比如“一二·九”，于是我会在12月7日、8日找个大学转悠转悠，当然首选我熟悉而又有明显地标或者象征意义的学校。于是我去了北大，寻找符合我党宣传模式的典型瞬间，拍摄下来。我把拍完的胶卷交给冲印车间，然后去食堂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胶卷已经冲洗完毕，接触印像，拿到一大把小样。我把最符合要求的小样挑出来，在上面画剪裁线，使图像更加紧凑，然后给这些照片写图片说明。之后，把由小样和图片说明做成的稿子交给编辑，编辑按照新华社当天的发稿要求，重新审核，检查错误，签上编辑姓名，加一个稿面，呈送摄影部值班室部一级领导审批。如果这张照片事关重大，还要呈送更高一级领导审阅，有的时候是社领导或更高一级，直至中南海。
层层审阅后，签名，决定发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还是其他报纸。楼下的新闻车间立即开始调底片，放大，显影，定影，水洗，烘干，粘贴说明。最后，发稿组则把照片分发给不同的报社、杂志。小的报刊派一辆摩托车来，比如《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是一辆“上海”，《解放军报》是一辆“伏尔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