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清楚，那只是我依恋母亲的习惯动作而已，并不值得母亲如此高度评价的。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仍忘不了。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当时湘潭最好的中学——湘潭市一中。
那次与母亲走在街上，碰见一位亲戚。闲聊中，顺便谈到我考取学校的事，亲戚说：“你儿子学习成绩好，有出息，你将来要享福啊！” 母亲脸上再一次流露出幸福的自豪感。看得出，母亲心里甜甜的，仿佛比得了什么金银财宝还高兴。
凡是亲朋好友、邻居熟人，与母亲闲聊之中，当听到母亲说她有七个子女，大的在哪里工作，小的在哪里念书时，对方往往按照民间流传下来的话，恭维地说：“老话说，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你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 母亲听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思想上、情感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满足。
九
尽管母亲喜欢听别人夸奖自己儿女的话，但她决不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
母亲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早年，为了全家的生计，经常要出入许多场所，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丰富的阅历使她看惯了世间的炎凉，看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她并不是一个把金钱、地位看得很重，庸俗浅薄、仰慕虚荣的人。
她向往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总希望通过自己和子女的不懈努力，得到周围人的尊重。母亲就是想用人格的力量，至少争得与人平等的权利。她不卑不亢，自立、自强，宁肯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被人瞧不起，永远也不愿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侮。这就是母亲让我最敬佩的品德。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后，我家的景况已经跌入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的艰辛、物质上的贫乏，并没有使母亲退缩。为了自立、自强，母亲心甘情愿地去干过去从来就不曾干过的活：锄地、种菜、卖菜、砸石头、缝衣服、摆书摊……为了自食其力，只要是能谋生，就毫不犹豫地去做。
我永远忘不了母亲五十多岁时，去铁道边砸石头的情景。
那时，正值三伏天，坐在荫凉处，扇着扇子都嫌热的天气。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不顾年老体病，到很远的铁路施工队去干年青人才干的那种体力活。
母亲天不亮就赶往工地，因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是计件活，砸好的石子堆成一堆，按八角钱一立方计，母亲总想干的时间长一些，多砸一些。砸石头虽然简单，但体力消耗大，整整一天下来，连年青人都叫累，更何况体弱有病的母亲。
母亲早早来到现场，先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再一一砸成比姆指稍大的细块。
炎炎烈日下，母亲身穿短袖布衫，戴着草帽，坐在地上，拿着榔头，对准面前砧石上的石头，一锤一锤地不停地砸。为了防止石子四处飞散，还用草绳编成一个很粗的圆圈，左手捏住圈柄，将石子团团套住。刚开始，因为母亲从未干过这种活，很不熟练，一不小心，沉重的榔头就砸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四处乱迸的碎石，不断地打在脸上和身上。我真不知当时母亲是怎样忍受过来的。
晚上七、八点钟，母亲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来。脸上晒得黑黑的，臂膀上都晒脱了皮；左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头发散落着，上面布满了灰白的尘土。看着精疲力竭的母亲，我心疼地说：
“您太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
“没有什么，只是手臂酸痛，过两天就好了。” 母亲平静地回答。
倘若当时能够多休息几天再干，母亲的身体也许会好受些。可是，第二天一早，仍然得去继续干活。母亲就这样顽强地硬撑着。
歇了一会，母亲带着羡慕的口吻对我说：
“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
我懂得母亲的意思，她想要一根旧的宽皮带，来代替套石子的草圈。
“草圈不结实，用不多久就砸烂了。我看见有人用旧皮带，既牢实，石子也不容易迸出来，真的很好用。”
我听着，心里难受极了。那是五十年代，人们普遍都很贫穷，系裤子，大多用布带或绳子。奢侈的皮带，算来也是罕见之物，我又上哪里去找呢？连一根旧皮带，我都没办法帮助可怜的母亲。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母亲在说“我要是有一根旧的宽皮带就好了！”那种渴求的目光，那种不值一提的愿望，让我想起来，一辈子都心酸！
那段时日，母亲就已患有哮喘病，只是未到心力衰竭的地步。母亲如此的辛苦，可是，我却从未很好地体谅她，帮助她。平日里的家务事，我总是懒得去做的。母亲喊过一、两遍后，不见我马上去做，她便不再作声，既不责备我，更不会打骂。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自己去做，一边叹息着，一边喃喃自语：“求人不如求己啊！” 如今想起来，这句话像钢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我悔恨自己，当时怎么那样不懂得照顾慈祥的母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
1966年5月，“五&；#8226；一六”通知一声令下，*开始了。人们原以为，这只是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文化界的事，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名为“无产阶级*” 的运动，竟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党、政、军，工、农、兵、学、商齐参加的一场大斗争，从上至下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以至说不清，道不明哪天灾难就会落在自己头上，人们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苦苦煎熬的时间比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还长。
随着运动迅猛地展开，一场空前的红色风暴，铺天盖地袭来……
母亲好像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开始焦虑忧郁，惶恐不安起来。因为，自解放以来，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使她感到惴惴不安，忧心忡忡。“剥削阶级”、“地主份子”的罪名像驱之不散的幽灵，日夜纠缠在她的心头。每一次，她那极强的自尊心，总会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在母亲的心目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人一生下来，就应该和周围的人是平等的。她曾对我说过：“无论在哪里，都不要瞧不起别人，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老百姓的；不管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只要他不干坏事，不危害社会，就该一视同仁。”
解放后不久，母亲向往着与人平等，向往着通过自食其力取得与人平等的权力，还特地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平等的“平”。我想，这就是母亲潜意识中最朴素的“*观”吧。
记得那是1956年，母亲第一次拿到了选民证，她心里非常高兴，有了选民证，就应该是和一般人平等的公民了。她小心翼翼地、像宝贝一样将它收藏好，似乎有了它，就可以重新抬头做人了。但是，无情的事实，却远不像母亲想的那样天真，那样简单。
她万万没有想到，虽然经过解放后十多年的努力改造，身体力行，在她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时，等来的却是*的狂涛，再一次将她善良的愿望撞得粉碎。
“黑五类”，这个令人胆寒的政治帽子，又一次沉重地扣在母亲的头上。运动中，虽然没有被押到台上批斗，但“早请示，晚汇报，就地监督改造”，已使母亲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人们冷冰冰的目光中，在指指点点的讥讽中，在造反派的训斥中，胸前挂着“黑五类”的牌子，去扫大街……母亲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思想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其实，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受害者千百万，又岂止我母亲一人！
“*”初期，我串联到武汉时，曾耐心地劝过母亲，开导过母亲：
“现在堂堂的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那样有身份的人，都被挨了批斗。您一个普通百姓，又何必在乎这些呢？” 但母亲始终听不进去，强烈的自尊感，使她怎么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在太原时，新的环境，不熟悉的人际关系，带来了稍微宽松的空间；外来的刺激少了许多，思想上得到暂时喘息的机会。后来虽然生了病，但疾病的痛苦母亲完全可以忍受，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怎么也忍受不了。
母亲重返武汉，无疑是再一次掉进致命的政治旋涡，回天已无力。夺去母亲生命的生理原因是肺心病；而心理上、精神上的崩溃，则是长久向往的自尊，被*的风暴彻底摧毁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一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姊妹无不万分悲痛，无不留恋与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大哥伤感地说：“母亲在世时，每逢春节，兄弟姊妹都心牵牵地往武汉奔，大家一起盼望过个团圆年。如今母亲不在了，再想聚在一起就很不容易了！”
大哥的伤感是有道理的。母亲健在时，哪怕是在粮食极为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兄弟姊妹总要想方设法相聚武汉，回到母亲身边，与母亲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骨肉团聚，真比什么都让人舒心。
1961年春节前夕，正是自然災害年间，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困难时期。在广州工作的二哥，准备回家过年，想来想去，往家里带什么样的年货好呢？当然最好、最实惠的就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于是，二哥扛着一麻袋红薯，“吭哧、吭哧”地急急忙忙赶火车。没想到，临上车时，列车员一把拦住他，狠狠地揪下麻袋，坚决不准上车，振振有辞地说：“上面有规定，红薯也是粮食，倒运粮食属于违法行为。”这时，火车鸣笛，马上就要开了。二哥急中生智，掏出他所在单位——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证明，对列车员说，“你有没有搞错，这是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是良种，专门用来栽种试验地的，乡下农民兄弟还等着急用呢！” 列车员一听，张口结舌，看着二哥理直气壮的样子，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