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不平等，恰恰是一种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买椟还珠。
从投身革命以来，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消除一切差别，实现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家庭关系上的人人平等。*前期的社会，正是处于不同利益方的力量对比和僵持的情况下，如官民僵持的情况下。谁在这种力量僵持的过程中，从实质上，给人民这一方添加了更多的力量？恰恰是毛泽东。历代封建王朝，所接受的都是暴力性的以民制官的暴力形式的形式。正是毛泽东，明了革命和斗争才是*之真意，发明了和平时期以民制官的重要形式：*。毛泽东是最看不惯官僚主义的为权力而真理的马林小丑的。《儒林外史》是一本好书，当代的马林外史，可惜还没有写出来，毛泽东鼓励群众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将那本大书的零星段落公诸于世，这引起马林小丑们的极大不安和不快。而这种*大字报的斗争形式，也最终被禁止。甚至作为其衍生形式的网络言论，也被严格限制。
西方*精神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核心性质的要素，即法律。然而法律的作用，在私有制所造成的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不能为弱者所用了。法律沦为强者的工具，弱者的牢笼。如果依靠法律实现*，你要他们进行政务公开，看他们公开不公开？更何谈财务公开？
金权和官权，其实未必成为死敌，完全可以抛开民族主义，勾结在一起。正是毛泽东，痛惜于民智之不开，发明并倡导了一种以民权反制金权和官权的斗争形式，这成为实现*的唯一途径。斗争，是残酷的，正如统治、剥削、奴役本身的残酷。
有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很多书，读的越多越没有用，不但没有用，还会害了自己。反动书籍，在本质上是反*的，它们毒害大众、麻痹大众、欺骗大众，它们出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给大众洗脑，它们教人做炮灰、做统治者的工具，它们误人子弟，它们是民智之不开的根源。迷信*的人们，是因为缺乏*实践和相关教育。在毛泽东的时代，将《毛泽东选集》散布民间，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对待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的时候，本人的观点跟韩德强一致。韩德强认为：如果时间有限，只能读一种书。那么，毫无疑问，就读《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因为正是《毛泽东选集》，教育着我们何为*，以及如何实现*。
从毛主席的话，来谈谈党的机关工作中的务虚现象及其制度根源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
按照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想法，我们可以将共产党当作为一个庞大的为人民服务集团，这个庞大的集团可以分类为司法的、行政的等等的分支性的集团。在这些分支性的集团中，包括一个从事所谓招商引资工作的集团，一个从事控访工作的集团，一个叫做政法综系统的集团。毛主席所谓：“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简单的说，无非就是叫党的机关在工作上脚踏实地，一词以蔽之，则是务实。只有工作务实才没有脱离群众，才符合于人民利益，工作务虚则脱离群众，也不符合于人民利益。
在毛主席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发现，现在党的机关中不少工作内容，存在严重的务虚现象。
一、第一大存在务虚现象的工作：招商引资
分税制所导致的怪胎，最大的一个，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就是分税制的产物。招商引资本身，又是政治权力妥协于商业权力的根本性的制度根源。地方政府为扩增税收来源，途径有两种。一是引税，将别的地方的税收引进到这个地方来，以违反法律的税收优惠，让别的地方企业在本地开税票。二是招商引资，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不但将税收引进，连税源也引进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体现于税收和税收来源争夺的地区政府间的不正当竞争。新办企业可办在全国的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市、任何一个县，一个地方要将新办企业吸引过来，就必须要有点优惠政策。一开始，优惠政策的概念含义很是狭窄，如当初经济特区给与外资的税收优惠待遇。随着招商引资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出现，随着不择手段的竞争形式越来越成为各地常态，随着地区间恶性竞争的日益加剧，优惠政策的概念含义也日益宽泛起来。税收优惠待遇固然是优惠政策，送大面积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也是优惠政策，美酒、美味、美人等等，一切能够吸引企业主讨好企业主的物质意义上的东西或精神意义上的东西，都成为了“优惠政策”。
招商引资部门，工作内容就是搞公关，很多时候，也就是拉皮条，以取得投资方欢心与基于官商勾结的同一意向的信任。网络著名的官方被刺者邓贵大，就是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职能正在于引进外资。这个职能可分离为两个方面的独立职能，一方面是为吸引投资而做出承诺，一方面则是兑现与落实承诺。在很多地区，后一方面的职能逐渐显现其独立性和更大的重要性并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划分出一个叫做项目办的部门。
为了争取投资，地方上简直是不择手段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如果邓玉娇要非良家妇女，就要成为邓贵大们所看中的贡献于资本家的上贡品了。
二、第二大存在务虚现象的工作：控访
在当今中国，想要所有事情都完全公平合理的得到解决，这完全没有可能。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出现并被容忍存在的根源在于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带来的强弱势差。面对显失公正的现实状况，很多时候，以死相拼也不行，一个方面是不值得，太偏激。在表面上看来，法律是调剂公平的武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何运用法律以外的途径来解决在法律框架内不能解决的中国特色问题。在当今中国，有两种途径调剂公平，稳定民心。一为人民调解，一为信访。在贫富分化、法律失效的同时，它们为国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两种妥协性的令社会矛盾缓和的权宜之计。人民调解往往在法律途径走不通的前提下，成为主要的解决矛盾的途径。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大多数有理的人们不得不做出让步，尊重现实，以愿意接受的吃亏的代价来换取更为有利的结果。所谓尊重现实，不是不想不愿意伤和气，实在是因为司法途径难以走通，即便赢了官司，也面临执行难。信访兴盛于朱元璋时代，朱元璋时代的老百姓手捧一本钦定大诰即可诉至京城畅通无阻，甚至可将官员绑缚，一同赴京面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这么多人上访？本质原因在于分税制后行政责任归属的地方化。虽然在这个国家，大体上有法可依，但执法难、乱执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状况的普遍存在，令法律丧失了必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如此而造成的现实状况是，中国不是一个法制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司法途径能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于司法途径能不能公平的解决问题。司法途径往往不能公平解决的问题，人民调解往往也不能。于是，找关系的找关系，没有关系，只好忍气吞声，或者去上访。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信访方面的法律法规本身，与其他法律，及法律本身，非但不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反而构成为一种内在的矛盾。
信访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绝妙创造物。通过信访，弱势群体确实得到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多人也利用这个机会解决了问题。而一部分刁民也因此应运而生，使之政府被迫给予他们法律外和政策外的好处。
上访的多了，就设立了信访部门。可是信访部门，都做些什么呢？在实践中，对于信访部门来说，职责是什么？必须承认的是，辽中县地信访局局长潘作良那样的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实实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信访部门，是很少的，要不也不会作为先进典型来让信访部门的同志们共同学习。地方信访局真正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很多问题，是超出地方信访局与地方政府设定的相关责任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的。很多问题，要去解决，就要得罪不该被得罪的个人和利益群体。与其得罪不该被得罪的个人和利益群体，不如站在不该被得罪的个人和利益群体的一边，将上访者通过上访途径所产生的影响力，通过帮助人家解决实际问题以外的办法，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尤其是不让那些要上访的上访户不去越级上访。
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有限的能力，就产生了地方政府和地方信访局所必须要去做的另一部分事情——控访。
控访是怎么回事？就是对于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涉及到的那些老的新的上访户，采取有效手段，不让他们越级上访。控访这个概念，如何定义？“将上访者通过上访途径所产生的影响力，通过帮助人家解决实际问题以外的办法，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尤其是不让那些要上访的上访户不去越级上访”，这样一种意思表示，我们将它形成为一个概念，就是控访。控访，在一些地区，也被称为截访。控访的关键时期有两会期间、国庆期间等。控访的运作机制之原理，就是不能对付强者，于是调转矛头来对付弱者。这一对付方式，有软的，也有硬的。从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