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
人类的历史即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中国，古人将暴力夺权、造反和劫富济贫的豪侠行为作为阶级斗争的形式。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公众对于大公司普遍存在敌视的态度。1935年的时候，美国路易斯安那一个叫做Huey Pierce Long的政治领袖在声望日隆的时候被暗杀。Huey Pierce Long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他主张每个美国人最多只能拥有400万美圆，多出的部分由美国政府予以全部没收。
在我看来，Huey Pierce Long的主张正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是一种为资产阶级所恐惧的主张，这个主张极有可能正是他本人被暗杀并很快被遗忘的缘故。通过这种阶级斗争，Huey Pierce Long所希望的是以最大的可能性来消除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在一个市场经济经验不足的国家民众看来，金钱的多寡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事实上，金钱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权力。物质财富方面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只是贫民阶层的嫉妒、愤恨而已，而主要是富豪们对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与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力，以及与此同时贫民阶层社会权力的失落。
事实上，早已经不谈阶级斗争的国家却成为阶级斗争开展的最为成功的国家。在美国，遗产税的征收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有效形式。宪法与其他法律中着力保障民权的条款也使得阶级斗争被法制化，而媒体和选票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但在中国，*时期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阶级报复，是一种仇恨的宣泄。而在后*时代，伴随着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阶级斗争的说法消失的同时，中国社会不但出现了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阶级分化，还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分化。
阶级可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分化在*及其众多追随者的著作中多有论及，固不必多言。在中国，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当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化的状况。中国国内媒体基本上习惯于对于国内阶级分化状况的现实保持沉默，但2006年6月份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个报道却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冰山一角。该报道指出，加工苹果电脑ipod播放器的深圳富士康工厂女工每天工作时间达15小时，每月收入却仅有50美圆，有的女工甚至晕倒在生产线上。众所周知，富士康是台湾代工王郭台铭的鸿海精密集团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在内地开办的生产企业。当大老板郭台铭一掷千金为红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所属企业女工的状况呢？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善一下。指望资产阶级主动来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很不现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本身也是利润来源之一，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并被作为海外资产阶级在中国投资开办生产企业的一种主要优势。在中国，可悲的是，利益集团依托自身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垄断了公共资源，老百姓失去了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支配权利，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中国，最可悲的是，政府实际代表的，只能是资本的利益。毛泽东也强调要给予民众的*权在宪法中的缺失令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时候肆无忌惮。
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时候，阶级斗争呼之欲出，日益彰显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在对经济利益疯狂追逐的同时，必须要给公平和正义留出其存在的空间。约翰。塔伯特说：“自由市场无法对自身进行调节或管制。一个公司对自身公共形象的关注构成不了足够强大的力量战胜它那利益驱动的原始本能。”公司不能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也不能按照其投资主体的意志惟利是图而忽略了它最不该被忽略的部分。
阶级还可以分为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有权阶级就是所谓领导，无权阶级就是被领导。首先，领导下属作为工作人员是被领导。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不平等不但体现在办公桌上，体现在餐桌上，甚至还体现在麻将桌上。体现在办公桌上，领导与被领导成员的办公桌是不一样的。在领导将自己的办公桌荒废不用却要下属每天擦两遍的情况下，被领导成员，甚至连办公桌都没有。体现在餐桌上，下属给领导敬酒，领导固然不回，不但不回，下属敬酒的时候，用的是大杯子，领导用的却是小杯子，下属喝四杯，领导却只喝一杯。体现在麻将桌上，领导来了，下属刚好在打麻将，怎么办呢？让位，输了钱也得让位。与领导一起打麻将，下属能放炮给领导，领导却不能放炮给下属，下属只能自摸。纪委来抓赌博，抓了一个领导和三个下属，对于这种违纪事件的处理，也不一样，领导一般没事，下属却要受到处分。那么，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不平等是不是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呢？当然。所谓组织性，纪律性讲的就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官做的越大，专车就越高级，职务消费的标准也越高。按照官职的大小就存在相应的潜在利益。利益的大小与权利的大小成正比。表面世界里，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唯上是从的官僚集团；在表面世界里，被领导的下属是国家干部，即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干部，但是在潜规则的世界里，不过是官僚意志的体现者，甚至不过是官僚的家奴。领导与被领导，到底都有哪些区别？这个还真是说不清，只能说区别大了。比如办公室的一起坐车下乡，你得放聪敏些，领导得坐前面；比如在公交车上遇到领导，你得给领导买票。比如你做事，他可以站一边看，看什么？看你表现啊！你来上班，他可以不来。干吗？去局里县里什么什么地方忙啊！你不能够迟到，他能够迟到！为什么啊？刚到哪里来了一下啊！你来的路上，他就开始工作了。领导可以早退，你不可以。为什么啊？领导有什么事情要去一下啊！你不能查领导在不在岗，领导可以查你在不在岗。为什么啊？领导不在岗就是做别的不需要你知道的工作了。而领导一来，看到你不在。你就要受到批评了。为什么啊？你没有在岗啊！这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的区别。领导与被领导的下属，工资倒是差不多！甚至领导一个月还比被领导的下属少了几块。但是到了逢年过节，嘿嘿！差别就体现出来了！某单位有位老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3—100=1。这是什么话？当时就同事中有人好奇了，他也就给解释了。我们三个被领导的老同志，在年终发奖金和福利的时候三个人加起来只比一个领导多100块。当时听说的人就心想：工资相对高些的老同志尚且如此！那所谓3—100=1我可不能苟同，为什么？因为4=1。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对立与分化造就了唯上是从的官僚政治结构。在这个官僚政治结构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个*利被无限压缩的同时，官僚欲望与实现欲望的能力却无限膨胀与扩张。
老百姓是不是被领导呢？老百姓也是被领导。领导的帐，老百姓能查么？事实上不能。领导的车，老百姓能坐坐么？不能。领导的房子，老百姓能住么？不能。领导的三奶四奶，老百姓能睡睡么？不能。
体现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是不公开却又公开，是不明显却又很明显的。据新华社发文：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活动谋求集团利益，催生集体*和组织性*。根据一份发布在官方《人民网》网站上的国务院、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调查报告，在当今中国，拥有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财产的“亿万富豪”达3220人，其中，2932人的亿万财富直接来源于家庭背景的权力，人数占富豪总数的90 ％。这些富豪掌握着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部门，拥有二万亿资产，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哈耶克认为：自由秩序只能建立在财产分立制度之上。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说：“坚持让未来的一切变化都符合公正，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对于社会公正的排斥，是财产私有制度最为致命的弱点。然而，到底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无止境的贫富分化趋势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公正存在的合法性，还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否定了带来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永无止境的贫富分化趋势的自由市场经济呢？在财产本身就是奴役与强制的权力的来源的情况下，自由从来就不存在于哈耶克所鼓吹的财产分立制度下的社会之中。
*说：“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于是，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表面上平等自由，而实际上却是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连阶级斗争的理论合法性都被强势阶级给否定。
在这样一个社会，世界经济的真相，就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成就极少数人的贪婪。世界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极少数人占有了世界大部分的财富，大多数人则只能占有极少数的财富勉强维生。这个世界的资源并非属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的人，而只属于极少数人，为他们所支配、控制、垄断。掌握了三大公共资源，即行政权力、土地、通货的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成为压迫、奴役、掠夺人民的新三座大山。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对土地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成为一种掠夺财富的方式。而掌握了通货这一公共资源的银行，又成为压迫、奴役、掠夺人民的新三座大山的第三座。土地方面的囤积居奇与粮食方面的囤积居奇是一样的罪恶，但官方却表面反对实际支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