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五 钱理群：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2）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们高喊民主、法制，但对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实质，都缺少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更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割断传统”、“全盘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论的科学总结，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被遮蔽、强制割断；对历史的失误，一方面只限于道义的谴责，另一面又几乎没有进行理论的科学批判。因此，我们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也许在翻译阐释，某些历史研究、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观的成就，但理论创造和建设，却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理论家。与此同时，却充斥着伪理论、伪学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职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责。
○说正视历史
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说二十一世纪伊始
二十一世纪伊始，当许多人处于绝望、虚无中时，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警告：“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
○说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说母语危机
（与精神危机）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说自省
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
○说生命的高峰体验
“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指王瑶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我）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
○说重建精神家园
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对理想主义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实现的有限性，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说理想
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六 唐晓渡：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1）
题记：唐晓渡老师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多年推动中国诗歌的关展，支持中国诗词的复兴。作为诗人，唐晓渡老师异常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生活。王少农于1995年受教于唐晓渡老师，有幸成为门下弟子。唐老师对诗歌、对精神世界、对信仰的追求与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诗人。唐晓渡老师的诗学，是王少农“通过诗歌认识信仰”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2009年11月20日，唐晓渡老师回答了王少农提出的问题。
王少农：老师，什么是诗人的信仰？诗人信仰什么？
唐晓渡：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信仰，包括以诗本身为信仰。很难设想一无信仰的诗人。好像是惠特曼认为，对诗人来说，信仰泛神论最为恰当，我赞同他的观点。
○说信念
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
○说精神自治
我所谓的“精神自治”主要还不是指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批判和自我批判所形成的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作出敏锐反应的能力，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立场，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种内在的可能性，就无所谓现代知识分子，也无所谓现代艺术家和诗人。
○说虚无化导致的伤害
每一个当下瞬间都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所谈的当然不限于写作，但请允许我继续从写作的角度多说几句。我想说的是，更大的伤害或许还是来自强控制在失去张力时所导致的虚无化：首先是它自身的虚无化，其次是社会、文化的虚无化。某种意识形态宣称它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法则并以其唯一的体现者自居，它用某种“铁的必然性”阐释历史的过去和未来，将其转变成现实中无所不及的强力（包括对写作的）并彼此辩护，从而既毁灭了过去的多样性，也毁灭了未来的开放性，最终毁灭了自身。正如哈维尔所说：“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然而，在这一自我虚无化的过程中化作虚无的决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