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家“讲学论道”、“饮酒作诗”。他还玩弄*，惯于侮辱残害名伶。光绪末年，他包占湘剧同春班，曾有名旦言道南、甫成名被叶逼自杀。叶为争夺名优竟和曾国藩之孙大打出手。双方纠集门徒，气焰不可一世。叶德辉依仗团总职权，勾结官府和封建反动势力，把持地方，论断行业，横行霸道，呼风唤雨。长沙所有房屋典当、买卖契约、土地转让、商铺开业、婚丧嫁娶，非经其手，不得成事。若得其手，必要渔利。此类劣迹不胜枚举。叶德辉是大革命前后封建制度的产物，他不仅是官商一身的劣绅，也披着学者的衣钵。所著《书林清话》，颇有影响。他的一生与众多个封建统治者和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他公然反对维新变法，支持复辟帝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统治者。历史总是给每一个事件和人物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荣辱衰败和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抢米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人们或许早已忘记了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影响。但是，世界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事件的评价早已超出事件本身的意义。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8226；斯诺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谈到自己对湖南抢米风潮的看法。他说：“那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粮食。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傲地答复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并组织了示威。他们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象征官府的旗杆，将抚台赶走。之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喻众人说，官府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庄的应允显然是有诚意的，但皇帝却不喜欢他，传谕说他密通‘暴民’，将其革职。新巡抚一到任，即刻下令，缉拿‘*’的领头者，许多人被杀了头，挂在旗杆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毛泽东又说：“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感不平。”他回顾了不断发生在湖南穷苦人和地主的冲突后说：“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在我这个已有造反意识的年轻的头脑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也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讲中国被瓜分的小册子之后……我感到十分抑郁，忧郁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埃德加&；#8226；斯诺记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里。重温毛主席的这段话，内心有一种震撼。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维新派和守旧派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反动劣绅活动最猖獗，叶德辉之流正是这一反动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沙抢米风潮是维新变法前后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前奏曲。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取得成功的。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这次革命由于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并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因而使政权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客观上保护了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劣绅的利益，广大劳苦大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精辟地分析和论证了当时湖南广大农民和封建统治者以及反动劣绅的矛盾，为中国农*动指明了方向。
〔二〕桑弘羊是封建“国有”经济的理财能手
余不敢说是“闻鸡起舞”，却是“披衣夜读”了。寅时稍过起来，已经两个多时辰。拉开窗帘，天早大亮。妻子豁喊一声“吃饭”，忙忙洗漱完毕，到了餐厅。鲜奶换成稀粥，只有老咸菜，是隔年的腌货。余问：“鲜奶？”妻子回答：“贵！”余茫然：“何？”妻不耐烦说：“翻番！”余又问：“蒜？”妻子见余面有愠色，只好耐心解答：“蒜分了等级。一等蒜30元，二等20元，三等10元。”余不解地问：“人分等级，蒜也有等级么？”忽而又问：“买四等蒜！”妻子愤愤回答：“吃不起蒜的人就是四等！”余低头不语，默默吃了稀粥，捡了几根咸菜，是一股腻歪味道。闭眼苦苦咽下，走出门外。街衢里一片寂静，天空布满淡云，飘着雪花。西北风席地卷起，茫茫的云裂开一道缝隙，太阳钻出来，照在小贩们的脸上，一面亮堂，另一面阴着。余不善逛街，趁着日缓，游于闹市。扎堆的摊贩，颇具“靓景”。虽没有以色列的彩色茄子和台湾的名贵水果，但北国的山药蛋和江南的海味，却是应有尽有，一派盛世太平景象。粮市上有成堆漂白的籼米和各类杂粮，加了色素的小米金灿灿的，最起眼的是那和鳖眼一样的绿豆了，只是价格比日前贵了数倍，似乎背后有一只黑手。水豆腐更“水灵”了。购物者络绎不绝，手里攥着大把的纸钞，买回不多的食物。多有无奈之色。余指着杀猪匠问：“价？”敦实的卖肉人说：“15元？”余想：“比蒜便宜。”又问一个卖蔬菜的贩子：“白菜价格？”卖菜女人已经发抖。裹裹衣领回答：“三元！”余思谋：《本草》里说白菜泻火利湿，是菜中*。从菜堆里拣出两颗，女人秤了分量，余略下20元纸钞。余想起佐餐的大蒜，回头骂了一声：“蒜是什么东西！”女人顾不得许多，拿起钞票，辨了真伪，大声喊叫着：“白菜不贵，不买涨价！”一阵风又卷起，忙缩了脖颈，身后的吆喝声渐渐远去。
古老的国学里有一句“民不益税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的古话。意思是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日渐增加，，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并没有增加，而国库里的钱却越来越多，老百姓并不觉得被剥夺了。当一个历史朝代被读作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句话作为解读。有人问：民不增赋，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又不少，国库里的钱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此人以反对王安石变法闻名。他在《尔英奏对》中说：“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使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一语道破了天机。
据《史记&；#8226；平淮书》记载：“桑弘羊约公元前155年——公元前80年，洛阳贾人子”，13岁时“以心计”入貲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授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达四十年之久。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打通西域，开发西南，巩固封建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司马迁称桑弘羊时代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史称春秋第一相的管仲曾经向齐王献策，把纳入人头税的盐税改为盐税制，实行国家直接征收，结果税收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齐国人少地狭，近海有鱼盐之利，多山拥桑麻之饶。交通便利，商旅往来频繁。初农耕为业，禁商贾，后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齐国的盐业由其发达，曾改良制盐工艺，“伐菹薪，煮沸水为盐”，《管子&；#8226；轻重甲》称，“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渐成暴利“粜之梁赵宋魏濮阳，彼尽馈食之。成金万余…”管仲高度分析了当时齐国的经济形势。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为千万，如按成年人口征人头税，纳税的人口大约100万，每人每月征30钱，只能征缴3000万千。如果对盐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和税收专项征收，每升盐再加价出售，并派专门官吏征税，每月可得制钱6000万。同时，取消人头税，民不会抱怨。”一权宜之计，使正常的税收之外，增加了一笔庞大的专营收入，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人头税，这笔沉重的负担自然落在劳动人民的头上。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称冠带衣履，万乘之国。也许它的经济政策膨胀了它的霸主地位。后来内乱迭起，政权更替，终被强秦所灭。据传，管仲曾是桑弘羊的老师。有这样的老师传道授业，“治国理财”自然是一把能手。
略读史书的人都知道，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铸币权收归国有的皇帝。这是因为汉武帝穷兵窦武的好战方针所决定的。汉武帝为了掌控全国经济命脉，首先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略，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桑弘羊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一列经济政策。桑弘羊在武帝胯下为臣，扩大了自春秋以来个别小国实行个别商品的专卖范围，具有了国有经济的形体。
《南方报》郭先生撰文称：“桑弘羊30多岁开始发达，那时汉武帝连年用兵，再加上好大喜功，爱搞工程，导致国库亏空，债台高筑，再要加税，恐怕民怨沸腾，于统治者不利，于是有人向汉武帝建议，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从中赚钱，但不像征税那样对老百姓的掠夺感受那么直接。用后来的税收理论家的说法，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却让鹅叫的最少。”文中列举史实说：“当时有人向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司农，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复杂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34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在这方面桑弘羊家传的商人天赋和多年熏陶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