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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的首级，是早早就被我看出长着反骨的。刚上大学那会儿，阿忆不在我们宿舍。我一听此人名叫周忆军，便断定他是个干部崽。不知为什么，我对名叫王解放、李抗美、赵*、张四化的人，天生有一股反感。近年又有人叫朱柯达，刘富士，还有个女作家叫舒而美，气得我真想改名叫孔雀胆算了。然而周忆军虽经证实的确系干部崽，却天天跑到我们宿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终于有一天，他和我们宿舍的资产阶级诗人臧力走马换床，混进了我们班的“党中央”。
周忆军1米80多，生得高而不耸，文而不弱，白而不嫩，英而不俊。经常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朴素又干净。家居北京，他却只在周末才回去，他对集体生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班虽然才子成群，各省的状元榜眼探花不计其数，但一是个性太强，所谓“英雄不受羁勒”，二是男女授受不亲，都等着异性主动来勾引自己，三是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北京与外地同学之间还缺少磨合，因此集体活动不太容易开展。周忆军以他极为合群的好脾气，成为我们班各个“组群”之间的纽带。他可以沟通城乡，沟通朝野，沟通南北，沟通男女。他简直成了我们班的“五通大仙”。
我对待干部崽的态度是：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表现。从周忆军的表现，我发现他身上蕴涵着我们工农兵才有的高贵人性。他不讲究物质享受，从不以不吃某种食物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和娇嫩。他吃起饭来一副馋相，吃到高潮时，还摇头晃脑故意吧唧嘴。看到别人吃饭时，他经常像小孩似的说：“给我一口！”一口吃下去，馋虫上来了，“再来一口！”连吃几口，欲罢不能了，“干脆，我都吃了，你再去买吧。”周忆军最爱吃鱼头。有一阵，北大学三食堂经常卖红烧鱼，6毛钱能买一条小的，8毛钱能买一条大的。周忆军当然是买大的，但发现别人买的小鱼身子虽小，头却比他的大，便说：“拿过来！咱俩换。谁让你的鱼头这么大！”不仅如此，别人吃鱼时，他还软硬兼施地请人家把鱼头剩下留给他。后来大家成了习惯，吃完鱼就把饭盆递给他。再后来，只要听说食堂卖鱼，周忆军就不去买饭了，他积极鼓动别人去买鱼，自己坐在蚊帐里一边敲着饭盆，一边唱着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把“问讯吴刚——何所有——”唱成“问讯吴刚——红烧鱼——”。那“红烧鱼”三个字，用婉转的评弹唱出来，真是香喷喷、油汪汪的。唱得口水直流时，弟兄们买鱼归来，用勺子切下鱼头，往他的饭盆里一堆，周忆军激动得差点“泪飞顿作倾盆雨”。我们住在一间大宿舍，同室十个人，只要有一半人买鱼，就足够周忆军纵欲了。但他还贪心不足，经常巡视别人的饭盆，谴责道：“你为什么不买鱼！”因此我称周忆军是“鱼肉乡里”。又因为不管别人吃什么饭，他总爱“雁过拔毛”地剥削几口，我又叫他“周扒皮”。
北大四博士（6）
有一次，我用小勺托着一个大鱼头递给他，不小心一晃，鱼头掉到暖气片后边了，周忆军连连摇头叹惜。好在还有别人的鱼头，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过了两天，周忆军饱暖思鱼头，而食堂又不卖鱼。他灵机一动，爬在地下，把暖气片后边的那个鱼头钩出来，洗巴洗巴吃了，这大概是他所吃的最香的美味了。到了90年代，阿忆博士宣称，以后再也不去高级酒楼饭店，要天天牵挂希望工程云云，读者们唏嘘感动，还以为他有多么高尚呢，其实这家伙本来就是吃鱼头的命。他属于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的人，酒楼饭店有什么好吃的？花钱买胃病而已。最难忘，暖气片后老鱼头，为解馋，英雄忍低少年头，世间百味皆粪土，青春一去不回头，多少当年流水事，都随晚风到心头……
周忆军吃饭不讲究，穿衣也乱来。他家里给他做有许多“冠冕”的衣服，但他好象很早便懂得“简单就是美”的道理，常常穿得跟崔健似的。夏天是军装，冬天穿一件“屎黄色“的军棉袄，不爱系扣，腰间用绳子系住，头戴一顶狗皮帽，要不是生得白净，就跟《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差不多。春天很暖和了，他还捂着那件棉袄。有一年，他发誓要坚持到五一再脱棉袄，结果清明节就捂出了痱子，只好乖乖地当了脱星。毕业那年，我借穿他这件棉袄去报考研究生。那年北京市统一在人大的一个大厅里报名。我本来就长得像东北“胡子”或抗日联军，穿着这件用草绳捆住的棉袄，又故意说一口赵本山式的土话，报名站的人员都奇怪地看我。我看出那眼神是在说：“这个农村万元户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读研究生。”他们迅速给我办了各道手续，恨不能我早早离去，结果忘了收我的10块钱报名费。
周忆军还不喜欢穿袜子，说穿袜子则脚臭。他有时闻到脚臭，便起身破案。他趴到清平的脚上闻一闻，又俯到老何的的脚上嗅一嗅，再把脑袋往老沈的脚上够一够，始终不能断定，最后武断地说：“谁的袜子颜色深，就是谁的脚臭。”所以他穿袜子，也多是白袜。
周忆军睡觉也是老农民习惯，喜欢*了睡。但因为我们宿舍客人多，有时全班大会也在这里开，周忆军便很受委屈。有一次下午开会，我们宿舍有几人还没来得及起床，屋里便坐了50多人。周忆军的床沿上坐了几位女生，周忆军不禁芳心乱跳，又想动又不敢动。几位女生很善良，说你躺着吧，我们挡着，老师看不见你。她们哪里知道，没有老师，周忆军也不敢出来。有一天夜里，外面有人大喊“地震啦！”满楼的人都往外跑。周忆军披着一条床单也飞跑下去。跑到外边，还仰头高喊：“快下来，地震啦！”忽然真觉得好象有点震动，低头一看，哎哟一声，又飞跑上去，因为砸死事小，失节事大也。
周忆军的为人处世，很像我们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小时在沈阳的姥姥家长大，怪不得！他常从家里拿来东西给大家吃，给大家用。他无偿地给同学照相，带同学去看病。他带领外地同学参观了许多北京的旅游景点，还特意弄到去中南海参观的票。但是，他一点“干部”的样子也没有，完全像个“仆人”。他是真心助人以为乐趣的，决不因此而流露什么优越感，相反倒是常受别人挑剔挤兑。我就是利用他的善良欺负他的人之一。比如打牌，周忆军也是爱好者，但他的乐趣只在参与，胜负心不强，既不刻苦钻研技术，也不琢磨别人心理，所以别人不愿与他合伙。只有我常常拉他做对家，因为这样可以显示我的高超牌技，赢了荣誉归我，输了责任在他。无论我怎样呵斥羞辱他，周忆军都不恼火，总是努力改正错误，总是一脸愧疚，但又是笑盈盈的，顶多疑问一句：“刚才你不是让我这样出吗？”于是又被我“猪脑子狗脑子”地一顿痛骂。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大四博士（7）
我还到周忆军家去混过饭吃。他们家人都很随和，待人既尊重又实在，跟我们工人家庭差不多。跟他妈妈打麻将时，他妈妈总批评他这不好那不对，但我看出他妈妈实际是非常深地爱着这个儿子。周忆军也很孝顺。我们系有个女生与周忆军妈妈同名，周忆军每遇到该女生，都有几分不安，可见妈妈在他心中占据着很敏感的地位。有一次周忆军在处理一桩有关少女的问题上手法不当，他妈妈跑到北大来，焦急地问我人家会不会报复周忆军，我很冷静地安慰她说不会。还有一次周忆军跟同学打架受了点轻伤，他妈妈急得说话都是半句半句的。我觉得他们家不像什么干部之家，一个副科长的家也比他们家要端架子，一个副教授的家也比他们家要酸腐虚伪。我原来以为周忆军是“出污泥而不染”，其实，他是“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周忆军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在我看来，他的聪明，在我们班决不是第一流的。如果没有正直和善良，他那点聪明，仅够他成为一个北京痞子。比如他爱唱歌唱戏，但往往记不住歌词戏词，便自作聪明地乱唱过去。京剧《杜鹃山》里雷刚唱道：“大队转移莫迟缓，我带领几人去救援。”他唱成：“我带领几人去吃饭。”杜妈妈批评雷刚，唱道：“晕头转向上圈套”，他唱成：“搞了对象上圈套”。他的歌词常常错误，有时干脆故意唱错，博得大家一笑。比如“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被他唱成“我们俩光着屁股采红菱”。阿忆的幽默是开朗的，不是刻毒的，是自己先受感染，再去感染别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