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
赶路
前面不再有人的足迹
不再有高耸的灯塔
甚至一点灯光
只有死去千年的星辰
闪烁着未亡的鬼火
在追想当日的美丽
手表早已融化成
臂上的刺绣
指南针却一圈圈
扫描不停
见不到太阳的极夜
睁大不眠的双眼
已不知有多少袋烟的工夫
偶尔飘曳过银狐的长尾
随一道雪亮的流星
传来黑林中
狼群的骚动
湿如药膏的火柴
点不着烂如朽草的纸烟
在废弃的兽穴里
嚼着无物小憩
抖尽最后一点面包渣
用空瘪的食品袋扎住伤口
顺便舔去残血
乌云又铺展开一床好梦
整整唐吉诃德的行囊
暴风雨淹没一切
乐章一切风景一切
幻想的时候
正好赶路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看钱理群（1）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我看钱理群（2）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座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