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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各行各业都挖空心思创造将服务将职责化为权力谋个人利益的奇迹，可以说是一种全社会风气*，令人丧气。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那些医生、教师、甚至厨师的*，都是首先由官场权力*引发而蔓延的，官场权力膨胀，人们利益受到侵害，觉得不公，产生不平衡心理，于是从自己的职业中寻找补偿，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谁不这样便成了大家讥笑的傻瓜、肉头——当然道德情操高尚者可以坚持操守，然而如今人们的道德堤防受到金钱物质的强烈冲击，能坚持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生存十分艰难。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堵与疏的觉悟，当然需要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善，但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用科学*方法选举产生，并建立严密的民众监督机制，否则有*的可能性的人实在太普遍了，*随时都会萌生、蔓延。
“牵牛花”性格
昂首自视高，全凭攀附招，
一朝失依靠，伏地也是草。
读了这首小打油诗，恐怕首先要想到官场。官场为什么会有 “牵牛花”品性的人？这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铸模铸出的“铸件”。
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就是选拔当官的，是由上级物色选用、提拔。被选拔的对象是儒生，虽然饱读诗书，腹有“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当官对其中绝大多数来说，不仅是就业出路、生存的保证，也是为了飞黄腾达，做人上人，能锦衣玉食，能光宗耀祖，实际上个人出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隋文帝创建科举选士制度，愿望是为选“文才”；然而科考取士其实是少数主考官说了算，考试舞弊也是历朝不绝，仍是由上司主宰。科举及第后，官职要往上升，更要上级决定。于是，儒生们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有权选拔“人才”的上司身上，上司就是他们的靠山，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这不仅仅存在于意识，也深埋于潜意识，成为他们遇事选择的本能反应。在他们当官后所有的作为中，不断要面临道义和上司意志的矛盾，时时面临抉择，一些有良知者也许会费心机使两者尽可能统一，但为数不少的人只会选择上司意志，而视道义如粪土。因为他们的终身职业就是做官，不牢牢攀住上司，就不能升迁，或者会降职，甚至有可能丢饭碗。所以除按上级意志办事外，还要私下对上级搞感情投资；作感情投资需要资本，这就不能不另开财路，不能不受贿索贿。
靠攀附在官场一帆风顺者，大都是有两重性格、两种形象：一是对上司，是阴柔，是绵羊；一是对下级对黎民百姓，是阳刚，是猛虎。当然，他们在上司面前做绵羊，精神总是受压抑的，就必须要找平衡，要找宣泄的出口，因为有权决定下级和黎民的命运，就可以无顾忌地显示其威严，除了利益需要，也是为精神满足。久而久之，他们的精力和心力，便不再用于增长真正的才干，不再用于真正符合民众利益的建树，而是去用于如何精通如何迎合上司的心理。
自以为怀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文人，一直怀有一个美好的向往：遇上伯乐。他们也许并没有细想过这些问题：
一是究竟有几个真有慧眼识 “千里马”的“伯乐”？
二是有伯乐慧眼的，是不是就一定也有爱惜良马之心？庞涓识孙膑之才，则是妒嫉和陷害孙膑；曹操识杨修之才，却要忌而杀之，这说明，单有慧眼无爱才之心，对人才危害更大。
三是又有谁来识别真正的“伯乐”？谁能给“伯乐”以选定千里马的权力？伯乐被任用、授权，还需有“超伯乐”。谁当“超伯乐”？被称为伯乐的孙阳，是因受到楚王赏识，才有权力有机会施展才能。封建君主都会像楚王那样识别和任用真正的伯乐吗？
所以无论千里马还是“伯乐”，都必须先抬头仰望上司，因而“伯乐”也难免要生攀附之念，也会丧失部分本性而异化而带有牵牛花的品性。
即使真正被称为伯乐的孙阳和他所选的千里马，也都是为楚王所用，与大众利益无干。这种选拔机制，不仅真正的优秀人才要能脱颖而出极为艰难，选出了人才也难坚持为黎民办事。封建社会官员是终身职业，也就是“终身制”，他们必须死死攀住上司，一旦失去官职，便几乎无能力再在别的方面显示自己的价值，大多要被公众冷落。
有牵牛花品性的人，至今为数仍不少，不仅官场，文化界、商界、实业界都有。我不知有哪个界别完全没有。难怪中国共产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废除干部终身制。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废除终身制。对于究竟怎样是终身制，似乎一直设有明确的具体标准，概念一直比较模糊。一个人从学校一毕业就进机关当干部，升科长、处长、局长，到五十五岁或六十岁卸职退居二线或退休，终身以当干部为业、谋生，这难道不是终身制？打破终身制难道就是规定年龄退二线或退休，仅是限制任职到生命终止？其实真正应该包括的是你当了几年干部当得不够出色，就该离干部队伍去干别的行当，不能一直赖在干部队伍里，应当是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干部，不断筛选、淘汰。真要废除终身制，就得变由上而下为由下而上，实行干部任用的*制，由人民群众选择自己信任的能直立的“成材木”。被人民*推举出来的人选，才能真正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才能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否则会遭到人民的罢免。当干部还不仅仅是要能上能下，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干部任用制度，便是“能此能彼”，担任行政职务者都不以当官为终身职业，另有自己立身的专业才能，任期满了不当干部，也能当货真价实的教授、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律师……以专业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创业绩。这种干部才能不仰上司鼻息，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近几年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正不断采取措施，譬如提拔任用干部公示征求意见制度，在向尽量体现民意的方向努力。但公示制是否就真正能按民意决定，至今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是否有明显进展？仍有待审察。我们应当期待建立和完备一个新的、科学的、*的、干部选拔制度。我们也应当有充分信心，因为*毕竟是当今人类群体生存的最合理方式，也是当代世界的主流！
新“长衫主顾”和“短衣帮”（1）
这些年常有亲友为子女工作找我帮忙，认为我在当地有点知名度，会有面子。不久前又有好友的孩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没门没路，病急乱投医，来找我。我非常为难，每逢这事头皮便发麻。其实这个时代，哪还多少人把你这丁点虚名当回事。
近几年，毕业生出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有的大学本科毕业两年未能求得就业岗位，大专院校毕业成“滞销商品”；而另一方面，技校生却供不应求，例如有个民营企业主，生产出口的轴承，设计达到外商供货要求而制造工艺过不了关，要招用一线生产的技术工却难寻觅，有岗位无人能上。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我们的社会选择和录用人才过于强调学历，是造成这一失衡局面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代年后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学生和家长头脑中没有高下，我初中毕业时，有位同学录取在南京二九二技工学校，很受人羡慕，那时录取技工学校也是成绩较优秀的学生。“*”结束之后这二十多年，我们的政策规定，中专毕业就算有学历，就由国家统配，性质是“国家干部”；而同级的技工学校毕业，就不算有学历，就业不包分配，只能做招工对象，人员性质也只能是职工。这就使大中专院校与技工、职业学校形成明显的等级差别。后来进行了改革，用人通过“市场”渠道，大中专毕业生是通过人才市场就业，技校生是通过劳务市场就业，这种改革只是改了形式和名称，没有改变等级性质。学历、身份等级刺激学校追求升学率，也刺激家长、学生的就业追求，历经二十多年，造成“儒生”过多“龙门”过挤的局面。
我以为，这种差别形成的观念，与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神上非常相似。大专院校毕业当干部——无论行政干部还是专业干部，原本是由人事局管，都是坐办公室，管人、管事、管钱或者管技术，是“劳心者”，是“治人”的，也就是“人上人”；技校毕业招工就业，是劳动局管，是到生产、服务第一线动手干活，即使有技术的也是操作工，便是“劳力者”，是“治于人者”。 如今公务员招考，一个录取名额要有百人甚至千人参加考试拼搏，因为公务员有权管人管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