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拟艺术想象了，衡量标准在哪？ 也要以理服人才是。
其实我并不是要批周敦颐、杨万里的名句，我知道它们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铁铸铜浇的。我确实不自量力。
我真正困惑的是，为什么国人一代又一代一直奉其为经典广为引用，为什么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影响竟这么大？国民似乎天生就喜欢这样套用“经典”，如“*”时期，会上讲话或报上文章，或引用马、列、毛语录，或摘抄毛泽东诗词和古诗，似乎就添了“文采”。这种引用大都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时髦的装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恐怕没有几个人是真诚地理解体会了它们的真意并且融进自己的思想、心灵。这种不求甚解盲目信奉和引用，闹出口头念 “宜将剩勇追穷‘冠’”的笑话来，就不足为怪了。在口头或文中常提“出污泥而不染”者，不知有几人真正深切地体验它的艺术魅力而受到陶冶，心灵真的受到了它的触动，当真身体力行“不染”了呢？对生活中真正的不染者，内心究竟有几分敬仰呢？会不会有许多人，一边为“出污泥而不染”一说理直气壮辩护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心里认为那种不染者是傻瓜、不合时呢？
不久前《报刊文摘》有文说，美国布·艾维斯、日本大藏一郎等多个国家的学者，都觉得“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可笑；阿根廷学者安·西雪丽亚挖苦中国学者：“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估计下一阶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 这种讽刺和鄙夷已到十分辛辣的程度，笔者作为中国人的一员而感到羞耻。那些外国学者取笑中国学界，可能还不知，这种引文癖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普遍存在于国民身上。借名句作装点的传统，也是一种八股气，至今仍普遍存在于诗文创作、公文撰写、新闻写作、领导讲话之中，使国人弱化了可以用来研究、思考、创造的智力，养成了思维的惰性和盲目性啊！这源于中国学界儒家仰古仰圣，只学不疑的治学传统，骨子里是一种奴性学风，也是一种虚荣的资本。一是想借古人压人，二是做资本卖弄“换取无知者的尊敬”。这种风气，早已结成了精神茧壳，将国民意识与独立健全的人格、先进文明的公民意识隔离。我与人谈话涉及典故，常常因为别人知道我却不知而脸红心跳，说明我身上也是有那种遗传的。如今想想，还真觉得自己傻得可笑。笑过自己，便凑小诗一首表示觉悟：
莲藕植污泥，乃赖沃土生。
离土身洗净，可成盘中珍。
诸物同如此，何来不染经？
莫迷古人说，言当出己心。
再拾让座老话题
关于公共汽车上让座的话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直至今天，文艺和新闻已提过无数次，已成为从一个角度记录国民素质衍变的历史，前段明亮、洁净，后段便渐渐灰暗甚至污浊了。我近两年也曾从不同角度写过两篇与让座相关的文字。前几天乘了趟公交车，忍不住又要重提这老话题。
我和老伴乘2路公交车去城市南郊，有座。右边再稍后一点有一位戴眼镜的女子，大约三十岁上下——因为与我同住一个新村，面熟。起点站，上车乘客都有座，但也没了空位。不久停靠一站，只上来一位看上去有八十来岁的老人，抖抖巍巍的，行动迟缓艰难，见没有空座位，只好一手吊住拉手艰难地站着。坐着的，仅我和老伴是六十多的老人，其余都是中、青、少年。单单一个八旬老翁站着，真是令人揪心的场面。我目光朝四处扫射看谁会给老翁让座，且特别留意那位同新村的女子。老翁就在她左前方，她目光根本无法避开他，却只当看不见。其他乘客这时眼睛也似乎都一时失明了。如遇刹车，老翁定会摔倒，后果不可设想。我这个老人便站起来让更老的老人了——其实我常这样，难得出门乘车还总能遇到这样可以“学雷锋”的机会。我抬起身的那瞬间，我身后座位上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已站起身给老翁让了座。我行动不如男孩那么敏捷，惭愧。
车停过一站，又开动时，那位我同新村的女子手机响了，她与对方通话时猛地发现：“呵，我乘过头了……”呵，老翁上车时她本就该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却还热恋着那座位，这下她要回头走一站路了，真像冥冥之中有上帝盯着她、有意惩罚她。我这时真有点“幸灾乐祸”，忍不住向我老伴评说了她，声音很高，有意要让周围人听到，企盼能唤醒人们的良知。
再到下一站，有个年轻孕妇上车，近前车门座位上坐着一位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孩，原先未给老翁让座，这回见孕妇上车便马上起身，我确信是我“多管闲事”的评说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一缕阳光刚显现，就立即被一朵乌云遮没：那个孕妇坐下，竟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舌头打个小滚的“谢谢”都舍得不说。我想，那让座的青年或少年心里肯定在怨我，觉得上了我宣传的当。呵，我的呼吁、呐喊是这样地不堪一击。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世间好比一个黑暗的大厅，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良知是点亮的烛光。而在这里竟是绝大多数蜡烛的烛光都熄灭了，都在麻木地维护黑暗。幸好有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和那个少年，虽稍迟了些但还终于点亮他们的烛火。也许因为他们是孩子，纯真的童心尚未被污染。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是否还会一直保持着呢？像那个年轻女子，戴着金丝眼镜，长相有模有样，竟是如此地麻木不仁如此冷酷！那年轻孕妇，是那样地毫无教养！在我看来，不让座和接受让座无表示，都是本质的“一斑”，都足以窥全豹。我若是用人单位的头儿，单凭应聘者这一表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录用，而不论他们其他方面条件有多好。不过我没有用*力，用人单位的头又不一定会有我这样要求，所以那些人说不定偏偏就能稳稳享有各自的良好待遇。
这种良知枯萎，无论在让座还是在其他方面，似乎已是普遍现象；而我们在总结估价时，往往还总习惯于用“个别”、“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框框不知还要套用到何年何月。面对这种“精神文明”的严重问题，我们应当震惊。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不满足于口号或者表面形式，而真花气力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呢。过去公交车有售票员，还兼提醒乘客给老弱病残让座，车上还印有给老弱病残让座的宣传文字或专座；现在换上投币箱和刷卡机，司售人员也就纯粹只管收钱不管公德了。可不可以说先进科技往往吞噬了公德？因为“重视”敬老，才有了敬老节，可是现今这种节日形式，与真正的敬老意识和日常敬老的行为之间，究竟又有多少关系呢？倘若要我向外国人称“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称“中华民族有尊老爱幼的优秀传统”，实在要脸红心跳舌头僵硬。
我们国民的素质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愈来愈大。我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美国有位社会学家说过：21世纪社会发展的竞争主要是人的素质的竞争，而人的素质决定于教育的科学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一位常去国外的作者在我此文后边写的回复有这样一段话：“深感中国人的现代化首先要在修养和素质上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上比高，否则只能是越富越会到处出丑。”忧患之心，溢于言表啊。
别把神圣当肉卖
去年中秋过后应友人邀请去杭州，友人驱车陪我去游灵隐寺，因见刻有“灵隐禅寺”嵌金大字匾额的门楼在加建不锈钢栏杆，是为拦住游客收门票敛财，顿时生反感，于是没有进去。回来还写了篇《走过灵隐寺》。这年初夏时，参加《武进文化》编辑部组织作者采风的活动，又去杭州，游览的景点中偏偏又安排了灵隐寺。上次未曾进去；这次，大门前不锈钢栏杆早已安装好，集体活动，导游给买了门票，也只能入乡随俗，和大伙儿一起进去了。
以飞来峰为主的殿外园林景区，古木绿阴包藏着不少关于佛教的古迹，不少佛像雕刻艺术。地陪导游带我们匆匆游了这些景点，便把我们带进一处新造的仿古园林建筑，里边摆满玻璃货柜，全是与信佛、拜佛有关的物品：如各种型号的线香，各种挂在人胸前的佛像挂件，香炉、蜡烛……实际上就是个专卖商店。地陪导游说，刻有佛像的各式吉祥小挂件、镀金卡，都是经过寺里高僧念经开过光的，护身很灵验。我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小挂件、镀金卡，那些高僧该日夜不睡连续开光是否来得及？即使来得及，该是多辛苦呀！
店里拥满了游客——此时大半游客身份似乎已一下子转换成香客了，纷纷涌到玻璃柜前选购，许多人出门时手里握了大把的线香。早在车往灵隐寺行驶的路上，杭州地陪女导游就向大家“导游”，说灵隐寺的佛非常灵验，尽心指导大家，第一要拜如来佛，如来什么都管，可求升官，也可求发财，让人感觉如来佛就像现在的一把手，所有大权一把抓；若要求婚姻、子孙，得拜观音菩萨；求健康长寿，得拜药师佛；求高考录取，得拜文殊菩萨……导游把游览导成了入寺院进香。
进寺院大门票在旅游费用中集体买了，要进大殿烧香拜佛，大殿前边拦了一道黄墙，还得买门票。那道墙虽然盖着瓦脊是黄的与寺院殿堂同色同格似可融为一体，有左右两个门，右为进口，左为出口，右边门内有票房售票窗，给人的感觉，是为卖票收钱建造的。这融为一体，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寺院的性质，它不是修行的佛门圣地，而是经营单位。要进大殿得个人掏三十元钱了。好不容易到杭州一游，到了大殿前，为省三十元钱不进大殿的恐怕为数很少。这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