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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都有这样屡毁屡建的古迹。这令我忽然悟到，古代历朝有地方官热衷于重修古迹，尤其如黄鹤楼、古琴台、岳阳楼、滕王阁等，这类工程只为满足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游乐，不过是借一些有名文人游玩后写几首诗为由，不仅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关系，与对历史前进作出贡献的名人故居也有本质区别。即使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写过诗，那些诗在书上让后人欣赏就足够了，有必要一代又一代人花费巨资去重新修建吗？兴建和重建古迹时，是否想到还有百姓饥寒交迫比这重要？另外，还有许多是因为有工程开工就有银子进私人口袋，单晚清假借工程骗取库银中饱私囊的例子就不计其数。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也是一种国粹般传统，不仅得到了继承，也得到发扬光大。明明是公开的秘密，却屡禁难绝，往往竟还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为什么？！
琴台“钟情”者
——“古琴台三章”之二
有一篇《古琴台背后的思考》的文章，其中的“思考”，很值得思考。
该文作者从《荀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援引，掘地九尺找“证据”说明古琴台文化底蕴深厚。他感叹说，“倒是一些外国朋友慕名而来，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些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旅游者，来（武）汉时常常点名要游古琴台”，“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知音文化，忽略了保护、宣传、推荐味道最绵长、品位最独特的文化精品招牌”，说是可以“打造”武汉的“文化精品招牌”。看来，琴台现在的那番“打造”，就是像《思考》这类的文章鼓动出来的。
写这类文章的“文人”，在当代中国各地都有，都在一窝蜂呼吁要为本地“打造文化品牌”，似乎已经形成一股风潮，文章一样的做法、一样的立意、一样的目的，好像又一种现代八股文。
当然，这样为“文化”呼吁的“文人”，有的是盲目的，没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我就曾有过这样盲目性的教训，早在十余年前，作为地方的政协委员，曾受文化界人士鼓动，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言献策，在政协大会上作过发言，满怀热忱、慷慨激昂地就当地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春秋古城池遗址，提出了一套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方案，点燃了全体政协委员和党政领导的热情，于是启动了开发；本市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政协委员一席话 政府投资五百万》一文，强调了我发言的作用；后来，我那讲稿还被当做“经典”论文受到文友们赞赏。到正式开发，其实不会按我提供的思路走，弄得不伦不类、怪模怪样，早早地犯了文化开发没文化的毛病。我觉悟了，可是已经晚了，在内心留下永久的愧疚与不安。
然而这十多年来，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重蹈我的旧辙。其中有些人，对古代典籍中所述一知半解甚至似懂非懂，却能从故纸堆里寻找到最经典、最权威的资料贴到自己脸上身上，堂而皇之摆出“学富五车”的架势，有着比古代文人更善于讨好权贵的艺术。他们看是向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实质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阿谀，迎合了有些领导追求虚荣和面子做表面文章的心理，也为有些官员的贪念找到了“金矿”。既有“学问”，又为领导献了“良策”，自会得到回报，会得个“委员”、“代表”的桂冠，或能戴顶名誉性的“副会长”、“副主席”的乌纱，甚至有的还能沾上个行政官员的副职。
当前有个热用的时髦名词：“打造”，我看到、听了神经就紧张，它总让我联想起1958年依附着狂热和浮夸魔性的大跃进。这些年各地“打造”的 “业绩”，是否都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是不该打造的？糟蹋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和土地资源？是否会给后世造福还是留有祸患？这些，稍有思维能力和良知的人都能看清楚，并且深怀忧虑。有些“文人”却还在为这种“打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怂恿对文化的践踏，鼓动糟蹋资源挥霍财富和资源。我不由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所画《不倒翁》的题诗：“折扇乌纱俨然官，不倒本是泥半团。倘若将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真想借用最后一句送给这类文人。
那些“文人”真善于寻找许多历史典故来显示有文化。其实有时历史典故罗列得多的，恰恰更说明没有文化。一个没有读多少孔子、孙子，也没读过多少韩愈、苏轼者，并不等于一点没有文化；一个能摆出许多孔子曰、孙子曰、韩愈说、东坡说的人，并不等于就有文化。有个人写了一个反映春秋时代故事的剧本，剧中人物说了孔子、孙子的好些名言，竟还引了韩愈的话，去说服别人；韩愈比剧中人物晚了一千多年呢，岂不比“关公战秦琼”还要荒谬。这才是真正的没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人有文化，并不是指所知的现成知识，而是指学养，指认识、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是指睿智，是指知所以然，还应包括具有好的品性。许多“文人”将文化符号、标记无知地拼凑，煽动“开发”、“打造”；有些主持者是被其催生成为荒谬制造者的典范，却还以穿“新衣”的心态而自豪，倒真是新“裁缝”和新“皇帝”的黄金搭配。有位年轻文学爱好者最近与我交谈说：“现在是‘学者资料化，文人娱乐化’。”当然这是指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全部，我以为很经典，因为这种倾向已经相当严重。“资料化”是说自己的发现和创见缺位，而依赖和贩卖现成知识；“娱乐化”是舍弃承担道义舍弃追求真理淡化人文意识，而纯粹追求逗笑娱人，或满足于自我心情的调节的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我哀叹。那些为“文化开发”疾呼的“文人”，是资料化和娱乐化兼而有之，还多了点含蓄的媚骨。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透视镜和望远镜，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人类认识自身的能力，比古时不知要深入多少合理多少正确多少；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流入，有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精神，便有了文化比较、文化鉴别、文化筛选；当产生了文化*性精华和文化糟粕的优劣标准后，一切都必须以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我们“文人”之外的民众，也有责任啊，我们许多人仿佛天生追求真理的意识淡薄，似乎思考的能力天生差，思维仿佛骨子里无法摆脱奴性。我们甘愿肤浅、愚钝、麻木，对这一切缺乏辨析能力而聋子看笑般容忍着、认可；痴痴地看那身“新衣”缄口无言甚至视若无睹；当历史重新经过积淀，后人会是怎样地讥笑我们无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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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知音文化”（1）
——“古琴台三章”之三
《古琴台背后的思考》作者还创造了一个名词：“知音文化”，竟还提倡弘扬，很是好笑。
“知音”两字被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引用了两千多年，传播之深远无可估量。可不知引用者都是怎么理解的。我也用了多次，自问未有一次真正用心体味过它的真义，思维有惰性。
知音，原意很清楚：俞伯牙弹琴抒怀，钟子期听懂了琴声中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是懂音律知曲意。在俞伯牙看来，可以以琴音对话者实在难得，便认定钟子期为知音。这种知音，先决条件是双方音乐艺术造诣、修养都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便是对牛弹琴。
“知音”的一个近义词是“知己”。人们把“知音”与“知己” 等同，其义得到引申，不必再与琴音有关。后来“知音”、“知己” 又一并被引进男女之情，最早恐怕应是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因琴音相知，可能是由之推开其应用的文人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中，也有“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这就开始走向大众化了；进而，又从相知相惜的爱情引向婚外感情。上世纪80年代描写蔡锷与小凤仙一段故事的电影取名《知音》，把“知音”、“知己”更加世俗化了。今天这个时代，关于男女之情观念更开放，于是“红颜知己”应用被广泛化，“蓝颜知己”也被发明出来，便是泛世俗化了。
自古说“知音难觅”，也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真正知音、知己的人比例很小，当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举的例子还是不少。他们成为知音或知己的缘由应是千差万别的，身份、学识、思想、道德、修养都会有差异。因此知音、知己便有了千差万别的内涵，有着无穷玄奥。有的是因孤独寂寞，有了知音、知心，便排除了孤单，就有了个人友谊，有了情感的滋润；有的是为寻求志同道合者，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后者应胜于前者，然而仍有品位、境界高下之分，如刘、关、张结义，有一致的宏图，有志向，是为匡扶汉室。而*与恩格斯，瞿秋白与鲁迅，胸怀国家、民众甚至整个人类，有努力求索产生的创见新见，这样的知音、知己最神圣最崇高；当然他们也因之结下友谊，有感情带来的幸福；所开的知己之花，结的可是为国家前途为民众福祉为人类进步之果，是真正值得敬仰值得效仿的。蔡锷和小凤仙，似乎也应属于后者；只惜是，人们的兴趣往往重其男女婚外情义，而轻其相知的正义内涵。
我们通常把知音、知己看做褒义视为美好，其实这两个概念，并不含是非无褒贬美丑。除了包含上边所说的不同境界不同层次，还该包含那些“反面”人物间的交往，如一个*倒台的朝代，有为之顽固抵抗或复辟的“忠臣”之间死心塌地的结盟，他们往往也是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还应包含那些兔死狐悲的恶人……
摔琴谢知音两千年来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