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声自说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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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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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中秋时节,受文友邀请,才下决心去了一趟杭州。到名茶西湖龙井的原产地梅家坞,用过农家餐,喝过龙井茶,便驱车前往灵隐。
  司机停车说到了,我大为突兀:眼前是一片闹市,各种大小商店和摊位杂乱铺陈,目光扫了一周没有看到寺院,经司机手指,才发现寺院大门被建筑脚手架和塑料布遮掩着,正在施工装修。老天,这哪是当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的“山峰奇秀”、“仙灵所隐”之处呀?哪里还是云林漠漠、十分幽静的“云林禅寺”呀?看到一些游客从建筑工地旁边临时安排的通道磕磕绊绊往寺里去游览,我心里像塞进了一堆芒刺。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佛家建造寺院还是道家建造道观,原本大都要选在幽深僻静的山林,那是为远避尘世,晨钟悠悠、暮鼓沉沉、木鱼清亮、梵音依依、香烟袅袅,身入其中,益于万念归一、心神入定而静心修行。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等,都也因之修炼出一代又一代得道高僧而成为佛教圣地。宋徽宗赵佶以“深山藏古寺”为题考画家,便经典地道出古寺藏于深山的规律。而眼前,灵隐寺已被包围在红尘之中。山门外,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几个僧人无所事事地闲逛或面对面站着闲谈。因气候反常,这中秋时节天气还奇热,穿短袖短裙竟还随时可能汗流浃背,不时有裸露着大半胸背和大腿的女子,从这几位僧人身边擦过,艳色分明在不断刺激他们眼球,脂香也会不断冲进他们的鼻孔;还有那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五味飘香的荤素食品,都在熏染他们。这就不由使我想起那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小和尚下山》,不由心生疑惑:他们每天面对这么多俗世浮华和这么多可爱的五色“老虎”,还能六根清净静心入禅修行吗?僧侣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多少能在参悟佛经,还会有多少能得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得道高僧或学识渊博的禅师呢?
  灵隐名刹的幽静环境维持了近千年,就在最近这二三十年突变成这样,是城市急速向外膨胀的结果。不知城市的决策层在这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看待灵隐寺存在的价值的?是把它当做佛教圣地希望其弘扬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时期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失去精神力量的抽象的文物古迹为保护而保护,还是作为一种可供旅游赚钱的工具?……
  正在施工的山门,我原以为古建筑损坏需要修缮,走近了透过临时拦隔围栏看到的,并不是修缮,而是增添配置不锈钢栏杆隔成的卡子口,是用于拦住游人收、查门票的。那玻璃杯粗细雪光锃亮的不锈钢管栏杆,嵌在那古色古香的寺院山门前,就像给僧人脖子系上根鲜红的金利来领带,是那般突兀、滑稽、可笑。我随后去的新建雷峰塔园林进口,也是这样。管理这些名胜的人竟是如此的美学水平如此的审美眼光!无人对这提出异议,文化名城杭州仅是如此的文化水平?
  那不锈钢管栏杆配到灵隐寺山门前,不仅是破坏了名刹的外观,更是改变了它的性质。寺院是佛门圣地,当是禁忌物欲,善男信女随缘捐助钱财原是用于寺院修缮维护。佛门应是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一是从精神上普度,引导众生向善;二是帮助物质上有急难者(行善,兴办慈善事业,东西方宗教几乎完全一致的)。在旧社会,逢腊月初八,常州天宁寺总是煮大量“腊八粥”布施,也该算是物质的善举,自古不乏寺院收留落难文人或义士的例子……这些便是散放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光芒。山门前一配上不锈钢栅栏,完全变成商业性质、经营场所,变成了换取金钱的资本,与众生的关系变成了买与卖,彻底摧毁了神圣的宗教精神。在我心目中,出过济公活佛这样的名刹,竟与周围弥漫铜臭的环境相融相混而浑然一体了,落到了这一步,真不知佛教的神圣究竟还能以何种方式存在?佛法究竟又怎能广大?文化的灵魂又如何显示?……
  其实,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又岂止一个杭州灵隐寺!
  眼前那配置不锈钢栏杆的山门,在我心目中犹如一只巨大金属钱币的方孔,让我十分反感。我毅然对友人和司机说:“我们别进去了,走!”
  我走过灵隐寺,没进去。
  

再说外行、内行
记得1957年反右派运动,“右派”有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反击,便是“外行就能领导内行”!这两种观点在当时,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那时的“外行”,不是我上一篇《官本位与奴性遗传》中所指的具体的领导干部,而是将其上纲上线到“党的领导”,由具体上升为抽象,由微观上升为宏观,由方法论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敌对,这不能说偷换概念,至少是转移了概念,是无限上纲。
  无论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还是“外行就要领导内行”,似乎都不正确也不科学,都有片面性,都是绝对化。
  内行当领导,有能领导好内行的,也有领导不好内行的。按理说,内行当领导,与专业人员容易沟通,容易把握专业在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容易了解专业人员的甘苦。我们平时逢事先听说调一个知识分子到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当领导,文化或教育、科研部门的专业人员便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心会与知识分子贴近。其实这往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都并不是这样。在职务还是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制度下,知识分子一当领导,极容易变化。知识会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思想、观念、意识、人格、看问题的角度,却可能会官员化,会持官本位的立场。正如当前官场流行的一句话“屁股指挥脑袋”,大都会个人得失为第一;上司意志为先,是非曲直、正义公道为后;也就往往把同行当做拦路障碍或当垫脚石。譬如文艺界,建国五十五年来,好些专家做了官当了内行领导,在政治运动到来时,不照样颠倒黑白,把同行整得死去活来?丁玲、刘绍棠不都是遭当官的同行落井下石九死一生吗?中国本来就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因科举争自己的前程,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排他性,一遇名利诱惑这种排他性就会恶性发作,同行就要遭殃。
  再说外行当领导,有不能领导内行的,也有能领导好内行的。建国初期有位将军到“三线”某基地去当政委,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读政治部主任事先为他写好的讲稿,读了一小会便突然把稿子一丢说:“这上面有好些字不认识,念不了。”然后他又说,“你们看,我讲话得别人给写稿子,写了潦草字我还认不得。这搞三线建设,不是靠我这样没文化的,要知识、技术,要靠你们,你们得好好学习,不断提高!”这样勇于承认自己有所短的领导,有自知之明,没有虚荣,有对事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仅没有失面子,相反更令人敬仰。这样的外行,就未必不能领导好内行。还如刘备,文不行,武不能,是“外行”;然而其高明在于识己识人识才,三顾茅庐,成为礼贤下士的千古典范。这连诸葛亮都不如。
  其实,并不只是外行和内行两种人,还有不同程度的半内行、假内行。外行和内行都比较容易区别,半内行和假内行就很难被大众辨识清楚。譬如有的人在文化部门当领导时间长了,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无论书画、摄影、戏剧、曲艺、博物就全都懂了,就敢于居高临下发表意见,一次一位领导批评一幅白描人物画说:“这线条不够飘逸。”这还真像内行的语言,纯外行可说不出来。然而在真内行看来,又是十足的外行话。国画线条,本身就分工笔和写意两大类,而传统工笔线条,按描写物像外形特征要求有十余种描法,就如山水画描写各种山石结构有十余种皴法,虽属程式,却仍有相对的多样性;写意画线条用笔融进了画家主观意气情态,有洒脱,有泼辣,有刚健,有凝重,也有古拙……飘逸不过是其中之一。用什么样线条表现,首先是应决定于画作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形象的特征,作者的情态应是与画作思想感情融为一体的。艺术本身应是百花齐放,若线条一律飘逸,还谈什么艺术的个性艺术风格呢?国画大师黄永玉的工笔人物线条工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的经典作品《山乡巨变》线条短促而有节奏,都是既不飘逸也不洒脱。掌握了一鳞半爪的名词术语或者稍知常识,离达到内行的程度,其实还有很大距离。而酷似内行的外行,有的是因为浮躁而满足于浅薄,有的是出于某种私念故意要充内行。试想,这样的“内行”能尊重艺术规律使艺术向高境界发展吗?
  半内行和假内行实际还是外行,造成的失误往往比纯外行还大。要命的是,大多数人常会把半内行当内行还大加赞赏,往往对真内行倒反而不以为然。这正也反映了当前国民变得普遍浮躁浅薄,其中包括不少高学历的做文化、教育、新闻、科研工作的,是缘于潜意识受官本位影响,迷信和崇拜的病毒感染愈加严重,实在是奴性的泛化。
  总之,无论内行、外行还是半内行,若是出以公心,有真正的事业心,真有把事业办好的心愿和责任,并有自审的意识和*精神,始终自觉保持自知之明,尊重专业科学规律,就都能领导好内行。有了那样的个人素质,是内行当然会更加有利些。而这种素质,不是仅靠个人自觉靠宣传教育可以达到的,需要配套科学而又严密的干部选拔制度、考核制度、问责制度,还需使法规能得到严格执行。否则,讨论外行领导好还是内行领导好,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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