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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鹤真是长寿
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花鸟画家,没有画过松鹤的恐怕极少。当代一位被称为工笔花鸟画大家的,也画过一幅松鹤图,长长的横幅画面,从右至左多只丹顶鹤和一排松树,其实无新意缺内涵,还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其嫡传弟子也是当代工笔花鸟名家,也画了“松鹤同春”……
在历代诗文、寿联中可屡见“松龄鹤寿”这四个字,于是画家们也画松与鹤“表现”长寿的“立意”。所有松鹤图,均是松伴鹤、鹤倚松。然而在自然界,松多生于高山,喜欢干旱;而鹤的生活习性喜在平原,在湖边、沼泽地、芦苇滩;有谁见过鹤栖于松上或立于松旁?其实诗文、联句中“松龄鹤寿”、“松鹤同春”,并不见得有松鹤同在一处的意思;将松与鹤画在一起,是画家硬搞“拉郎配”。
松鹤图算不算艺术作品?如算,它具有艺术的哪些要素?它算不算创作?若也算,又是如何体现其原创性的?“松龄鹤寿”,算是表达了一种意思吧,不过不是通过艺术构思、表现艺术形象流露出来的,而是靠拼凑加附会贴标签贴上去的,而且是抄袭前人、别人,至多是移移位置、变变姿势而已。你画我画大家画,无数次重复,谈何原创?值得惊奇的是,唯独国画艺术有不必原创的“特权”。这源于儒家文化的正宗血统。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是绝对经典、绝对神圣,读书人只需重复接受、理解,不能批评、突破、超越,就形成了独特的好重复轻创造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炒冷饭的心理定势、思维方法和治学价值取向。一个人一世只画梅、兰、竹、菊,或只画虎,或只画马,或……都可以成大名,其实都只是重复,也不过是布局、姿势、笔墨等形式的变化,不用通过艺术构思表现思想内容或情感趣味。更奇特的是,中国画临摹就不被认为是抄袭和剽窃。恽南田临摹王石谷的山水,照样被当做稀世珍宝。后人临摹前人,堂而皇之在落款中附记说明,似是理所应当。
中国画大都脱离生活,抽掉了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构思等诸多要素,形式和内容重复,照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生存条件。这靠两种迷信:一种是迷信画家的名气,认为名气越大画越值钱。买名家画的大都是富翁,他们是把画当做风雅的招牌或金银珠宝来储存的,画好在哪里,往往不懂也不愿弄懂,于是炒作扬名成风,于是便落笔生金。第二种是靠画面取吉兆,松鹤图题“松龄鹤寿”就是,还有画牡丹题“富贵图”、画鲤鱼题“年年有余”……这些实际上都带有原始图腾崇拜的品质。中国画靠这两种迷信,长期难见真正的发展。
原本中国画并不直接表现大众生活,是它的致命伤,然而称之谓品位高雅的,是文人玩赏的自娱艺术,画面气息起码还流露着文人的气质修养;而当今画家,又有多少具有画外的文化修养?画作还有多少“文人画”的气质?花鸟不似自然环境中的花和鸟,山水也不是自然的而是概念设计出来的山和水,几乎成了只有笔墨加上概念搭建的躯壳,有些人其实缺乏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扎实的积累和修养,违背生活,走旁门左道,把笔墨和形象搞得怪模怪样,还标榜为“表现自我”、“抽象”,就算“创新”了,说成风格、特色;圈子里人互相抬举吹捧,尽说些绘画“鸟语”,别说大众也难懂得,恐怕就连他们自己是否懂也是疑问。我年轻时还算做过专业美术工作,都看不出他们的“作品”有多少可供悟的意和可感的情。一幅画卖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也未听哪位高明的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在中国就这么有趣,有人相信这种画值钱,有人需要吉兆画满足欲望,而且这种求画风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厉害百倍千倍。呵呵,现在当画家的,不乘机涂涂画画换进大把银子,岂不就成了傻瓜?何必花工夫去增加什么思想文化修养?何必还要费心去严肃地思考什么现实问题承担什么责任?岂不迂腐到家了!社会上为追求一己或小集团利益,挂着“改革”、“创新”的牌子,以不合理代替合理,侵害公众和长远利益的例子都屡见不鲜;我若至今也是画画的,干吗要守这条清规!
再说松鹤图吧,那些想活百岁的“寿星”家里挂了它,真能长寿吗?这类吉兆画求之挂之,是寄希望于迷信,盼望天上掉馅饼式的收获,淡化做实际努力的意识,是一种唯心的文化传统、一种愚昧的民族特性。
此图我临摹于二十多年前,说明我曾经也未能免俗;当然如今再不会愚昧地制造那种延续愚昧的“画作”。
然而,那种愚昧十分顽劣,觉醒真难。今后肯定还会有人画松鹤图。松鹤图的寿真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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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竹篮(1)
竹篮,也许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工具,也许是先民们还未使用货币以物易物时代就是市上主要物品之一。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生产和生活都无法离开它。
我生活在苏南水乡。这里多有竹园、竹林、竹海,有竹为料。乡间有好多人家房前屋后有竹园,村村都有会劈竹成篾做篮的手艺的人,小镇也有专做竹器的作坊,人们用竹篮自然更加普遍。新时期前,我见惯各种竹篮,大的有装秧苗、菜蔬、山芋、鱼儿等的苗篮,容量相当于箩,是用绳系着的,成对作挑运用;有江竹篮,容量小于苗篮,但还较大,是用篾做了绞丝篮绊,可以手提也可以臂挽;这两种竹篮都因为要装重物,编织用的篾便粗壮毛糙,不讲究好看,显得粗气。还有一种叫洞头篮,形状偏讲究,口大底小,口是圆的,底是六角形,所用的篾劈得很细抽刮得很光洁,编织形成的篮孔也都是六角形,比较精致美观,当地人称孔为“洞”,也许是因为篮孔好看,所以称为洞头篮。它比江竹篮小,不过它本身也有大小不同的型号,这要编竹手艺好的人才能做。
竹篮,乡村人用篮,主要是为生产劳作,装喂猪牛羊的野草,装菜蔬,装田里刨出的山芋、芋头,装捕到的鱼和虾……
小镇人每天早上提着空竹篮东街到西街悠然地走一圈,到沿街摆的蔬菜摊、鱼虾摊,到肉店、豆腐店,回来时荤荤素素装了一篮子。镇上人用篮子主要是为生活享受,拎着篮子上街买菜,是“街上人”的特征——当然多为家庭主妇,用的大多是那种做工讲究的洞头篮。当地有俗话说:“三世修(修行)个街旮旯,七世修个城旮旯。”是说用篮子干活的乡下人要变成拎篮子买菜的镇上人,得修上三世;要变成城里人得修七世,成了镇上人便犹如成了仙,提篮子干活和拎篮子买菜有着等级差异。
我出生和读书及早期工作都在小镇,上世纪70年代末因工作调动,到城里安家落了户,看来我早已“修了七世”。从老母到妻子,都还是拎竹篮到菜市场买菜的。用的篮,多是乡下亲友送来的。初住到城里,乡下有位亲戚来串门,就带来一大一小两只新的洞头篮,篾是青青的,不仅做工特别考究,还用桐油涂得亮光光的,按当地风俗,送篮不能空着,得装着东西,那一只小篮装了几十个鸡蛋,大篮里装了一只母鸡,这便有了吉兆,有了精神含义。
乡村房前屋后有竹园的农民,大多会劈篾编篮编畚箕、鱼篓之类的竹具,取自家之料,做了自用。其中自有手艺好的,在农闲时还编上一批,作为副业,挑到街上去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家乡小镇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农民挑了几十只竹篮上集市卖,为了兜售,向人们宣传他的篮质量好,谎称早上一到这儿就卖掉十来只。哪知流动巡查的税务员正好站在旁边,便拿出随身带的税票,叫他按卖出的十只篮子纳税……当地原有句讥笑的套话:“吹牛不用交税”,这事后来被人总结为:“看,这吹牛不是照样要纳税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早上买肉都得在食品公司开门前先排队,开始以先来后到排成长条队伍,后来人们实践出智慧,改用各自的篮子排队,人便可以先离开去做别的事。因为人不在而篮被调换到后位置的事也常常发生,也总少不了一场争吵,有时甚至还拉拉扯扯推推搡搡。
想起竹篮(2)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