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高烧！这城市以夏天的快节奏和高速度飞着圈圈，它的永不衰老令人震惊，它自身的效率就不是中国，它是里昂或芝加哥的贫穷的小兄弟。道路在疯跑，干燥的司机在疯跑，老人、孩子、青年在疯跑，树、大楼、墙和空气也在疯跑，夏天、夏天，一万个夏天后又是一万个夏天。这城市与颓废无缘，正剖开胸膛，打开一个璀璨炫目的军火库，谁要就给谁！
左边第三卷重庆兀立于市中心的解放碑是夏天武器的尖端，是霸王硬上弓的精神堡垒，是敏感而乐于尖叫的本地诗人颈部*的肿块，是一个大庭广众之下的川东象征！一个１９５０年代的诗人在此歌唱，他的生活打倒了；一个１９７０年代的诗人代替他歌唱，他的生活又打倒了；谁在此歌唱，谁的生活就打倒！（“打倒［ｄàｏ］”，是重庆话，指生活一塌糊涂）
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为互不关怀的八块或九块（现在更多，应是几十块，因为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创造性”成了年轻人抗拒孤独的“核武器”。口语黑话近似于地下诗歌的接头暗语，被激烈地创造出来，又被激烈地改朝换代，比如：扁挂（指拳师）６０年代专门指打架斗殴的高手；操哥（指花花公子）普遍用于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脏班子（指出丑）从６０年代沿用至今；锤子（男性性器）四川经典的日常*叹口语，长用不衰；干燥（指性格急躁）；牙刷（指一个人一无是处），洗白或下课（指某人完蛋了，毫无前途了）均用于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这些“黑话”在公开反抗这个城市的同时也潜在地创造了这个城市的诗歌，并为当地诗人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此仅举三个最鲜明的重庆诗歌的“黑话”特征：那就是炫热，爆发力和生猛的速度。这三点在李亚伟和我的诗歌中可谓一目了然，俯拾即是。
这城市远郊的秘密幽静的风景曾是我少年时代的安慰，但也留给我一个关乎美丽的错误印象。我从２６岁起才真正第一次认清了这座城市，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座城市的烦躁折磨和残酷打击。我像一个“外国人”停在它发烫的心脏——一号桥、七星岗或解放碑，停在科技情报所，而它对我下达了如下指令：“工作就是破坏！就是作诗！”这座昔日的武斗名城（“*”时中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它的肺早已烂掉了，肝也差不多快坏死了，但它红肿的咽喉还在动，还想唱……
一、科技情报所（2）
１９８２年３月，我迎着初春潮湿的阳光走进了贺龙元帅昔日工作过的大楼，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这是我离开广州外语学院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奔波人生的第一站。在这个科技单位里，在这幢让我困惑、心烦、千篇一律的灰色火柴盒里，我继续着我未竟的诗歌白日梦，继续深入一本狂热、痛苦的诗之书（注意：不是所谓博尔赫斯的《沙之书》）。
川流不息的本地诗人、艺术家、文学浪子、美学冒险家在这个“科技”场所跳来跳去。欢快而烦热的精神铁锤重击着，无所适从的肉体在烟雾缭绕中作摇摇欲坠的挥霍，美学“反动”或美学“颠覆”也尽情在此厮杀、朗诵、哭泣。一个肥胖的中年技术官僚式政治诗人来了，他以沉默对抗我扔掉酒瓶的疯狂；另一位年纪轻轻的“老诗人”（他从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一直满含热泪地写着贺敬之式的抒情诗）一边念着魏尔伦，一边念着《西去列车的窗口》（贺敬之的诗）来了；被蜜色的晚华感动着的“我的夏天”的年轻诗歌盲流也来了，他的拿手好戏是痛哭、下跪、悔过；还有一只过早衰老的“燕子”，他弓着腰、打着呵欠，动辄就挥舞那并不存在的“希腊式钢叉”；身材伟岸、说话尖声尖气地林语堂爱好者来了，他红着脸、细心地研究舒适的坐姿。此外，还有如下来人：别林斯基迷、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迷；摹仿华国锋说话声音的“中国娃娃”画家，一个只关心“冬水田”的诗人；绝不疲倦的“马达”吴世平，他认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但却永远认识不了自己，他一边拖着一个公安局干部的高大儿子，一边对我声称：“介绍一下，这位是生命的朋友。”上述这些人就这样坚强地毫不动摇地一次又一次向我走来，向我这位重庆诗人的孤独心脏猛刺过来。其中还有一个面貌动荡不宁的感觉主义者、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人、一个自诩能看透人心的自学者，须在此特别指出，他叫马星临，当时他正以他的“艺术高龄”和人际老练成为我们的临时中心，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个虚幻的中心并被吴世平确定为“中国歌德”或“中国托尔斯泰”，其实他应是中国“巴乌斯托夫斯基”（有关此点后面还要谈及）。
接踵而来的８月，一个深夜，我和彭逸林睡在我的办公室里，空调器彻夜开着，轰隆作响，繁衍辽阔的热浪被排除室外，人与物的高烧已退去，我们暂时逃脱这“热”的冲击，享受着人造的凉爽。房间里突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我神经质地一跃而起，来历不明的“震颤”诗行在彭逸林的注视下倾泻而出；成群的意念在热昏中闪点突进，老布勒东的韵律开始驾轻就熟：即将迫近的火车、乌云和浪潮
你会受不住
会突然沉重地倒在沙发上
扪着心口喘气、愤怒、悒郁或忘却
死去一个夜晚
好久才复活
——《震颤》重庆在８月的高热下震颤着，而我却从这首诗的神经中猛烈地解脱了出来（因为诗已经写成，“震颤”随之变为过去）。
仍然在８月昏暗酷热的灯光下，我在重庆兵站欧阳江河家中第一次见到他，彭逸林刚作完介绍，欧阳江河就滔滔朗诵起杨炼的诗歌，他高昂着头，走来走去，激动得像一个“黑色普希金”。从此，我一想到他，就想到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话：“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黑人在此的意思是指地下诗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科技情报所（3）
１０月的重庆，天空黯然，压得很低，酷热已随风而去，我仿佛有重返童年重庆之感，（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好像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一种短暂的流逝的美在返回一个陈旧的秋天——不是中国古代的秋天——而是有点奇怪洋味的俄罗斯的黑色秋天。冬天就要敲响重庆潮湿、阴冷的额头了。随着秋天最后一道圆舞曲或冬天最初的序曲，巴乌斯托夫斯基旋风席卷了重庆。
在马星临（一个６０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７０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不仅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也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相互集中的精神之表达。同时，它还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１９７２—１９７８：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１９７０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１９８４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６０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